老张今年60岁。年轻时，他生活在农村。对此，他只有些模糊的回忆。之后，他在重庆市市内工作，已经超过30年了。说话的当口，他正在烈日下铲沙子。他说：只要身体许可，他就会一直干下去，“不能歇下来。”在中国，有成百万他这个年龄的人，没有奢侈退休。虽然每月他能领取退休金，但只有93块钱（15美元）。

在中国，大多数低技能工人生在农村，但后来移居城市，老张是其中的一员。在过去的30年，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做出过贡献。他们虽然被叫做农民工，但对庄稼活活知道得并不多，甚至有些人从来就没有做过庄稼活。“农民工”的叫法有点歧视，另外一种不那么歧视的叫法，叫“外来务工人员”，这种叫法同样给人误导——年老的像老张多年前已移居到城市，而他们的后代，极有可能就是在这座城市出生的，但他们仍然算“外来的”。

按照中国的 户籍制度，户口决定一个人能享受何种福利。第一代外来务工人员，于1980年代晚期来到城市，已经到了退休年龄。在中国，大多数人在60岁后，就能享受退休金。如是女性，这个年龄更短，为55岁，甚至是50岁。城市户口，退休金平均为每月2,070元，但来自农村的工人，却要少得多——数额如此之少，以致无法让他们在其工作过的城市过体面的生活。没有选择，许多人只得继续工作。当然，如在农村有地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会回到农村。 中国政府一直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，但力度显然不够。

外来务工人员的比例，在老年人口中数量激增，这就使得户籍改革变得迫切起来。2008年到2013年间，50岁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从2600万激增到4100万，而其占外来务工人员的百分比，从11%上升至15% 。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将加重这个问题： 2014年，有2.12亿中国人超过60岁，占人口总数的16%；到2025年，将有3.16亿人口超过60岁，也就是说，大概4个人中有1人。

与此同时，年轻工人的数量却减少了。与他们的父辈不同，这些年轻工人对繁重的体力活没有什么热情。有段时间，许多工厂拒绝接收超过25岁的工人。现在，年轻人的缺乏，使得他们不得不用更老的工人。在重庆市内，“棒棒”很出名：这些男人和女人以一条长扁担，挑着重担在这座炎热城市陡峭的小山上高一脚低一脚地行走。这些农村出身的劳动者的平均年龄，明显比几年前要高——一些人太老了，以致如年轻人让他们提供劳务的话，会让人觉得很震憾。

许多“棒棒”将持续这种重体力劳动，直到他们的身体无法承受。对这些劳工来说，退休金还是一个新事物。没有人喜欢户籍制度，但至少它让农民工和他们的后代在农村能保有一块土地，并且用旁边的另外一小块土地盖屋居住。2009年，当农村户口的退休金机制建立后，事情开始发生变化。这个退休金计划一部分来源于国家提供的资金，另一部分则来源于工人自己的缴纳。只要缴纳15年以上，在60岁后，农民工就可从其户口所在地领取退休金——通常采用银行转账的方式。截止2013年底，有将近4.75亿人参加了这个计划。

但这个福利数额太小。基本退休金的下限为每月55 元( $8.85)，远低于贫困线。实质性提高福利很难实现，因为退休金领取者占在职外来务工人员的百分比，在不断上升。政府已经着手研究提高退休年龄问题，这大概会在2020年成为现实；中国也开始放宽 “一对夫妇只要一个孩子”的政策，但对大多数老年外来务工人员来说，这太晚了——他们一般只有一个孩子照顾他们。

用人单位缴纳的费用，无疑可以提高养老金账户的数额。但多数外来务工人员工作时没有合同，这意味着他们无法享受用人单位提供的福利。长期而言，需要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，以允许外来务工人员像城里人一样，享受同等的福利。一些小城市对此进行了试点。这些小城市，距离外来务工人员的家乡很近；但如在大城市进行同样的改革，政府有些担心，因为可能有大量的人为了得到福利而蜂拥而至。

在重庆，老张勉强还过得去。他的工作是临时的，一天挣250元，是他每月退休金的三倍。在过去的十几年，他用挣来的钱帮儿子付了首付——他儿子在其居住的城市买了一套住房。至于回到农村，他还没有这样的打算。农村的地，已经租出去了，以换得一点额外的收入。当然，他也会每月按时去领退休金。用他的话来说：“这不是一笔小钱”。 

译自：《经济学人》 2015 年4月18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