卢旺达为经济特区制定了一个策略性计划。缅甸在实施对外开放时，接受了这个想法。从中国至阿联酋，那些接受这个观念的国家，决定扩大试点范围。印度的一位部长说，印度对经济特区的计划是“革命的”，因其可以给GDP带来2%的增加。对于想刺激其贸易和投资数额的国家来说，经济特区的观念正在流行。这种“天堂”甚至出现在“天堂”里：开曼群岛（被称为“避税天堂”）最近推出了一个新的经济特区。世界银行的Thomas Farole指出：“十年前没有经济特区的国家，要么现在已经开设，要么正在开设～”。

研究世界历史，能给这些满怀期望的贸易部长们一个思考的机会。经济特区只是一块“飞地”。在此，出口商和其他投资人享受税收和监管方面的优惠，但可能对其整体经济产生“扭曲”。其他的成本包括：经济特区所要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减少的税收收入。一般而言，这些成本能被就业和贸易的增长所覆盖，但很多经济特区并没有做到。有关经济特区成效的数据，让人很难进行分析，因为很难区分是经济特区还是来自其他方面的经济力量起了作用。大概而言，经济特区的效果可以分为三类：一部分获得了成功；大部分，经过投入收益评估，基本上是成功的；还有一小部分，失败了：或者从来没有很好地实施，或者投资人很高兴地享受了税收减免，但没有产生足够的就业或出口效益。

经济特区有很长的历史。最早的经济特区出现在古代的腓尼基。1959年，第一个现代意义的经济特区出现在爱尔兰香农机场。但经济特区的突然成功，是在1980年代——在中国接受这个做法后。现在，全球的经济特区有4,000多个（见表）。2008年进行的研究发现，有6800万人在经济特区内工作。经济特区形式多样，从基本的“出口加工区”到“特许城市”（指在影响商业的领域，有关城市自行制订规章）。

经济特区最大的成功故事，来自中国。1980年，中国建立了深圳特区，从此，这个城市变成了中国的出口引擎。随后，在整个国家，几十个经济特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。三月，中国国家主席习庆平要求加快经济特区的实施步伐。经济特区的其他的成功经验，也来自阿联酋、韩国和马来西亚。亚洲开发银行的Shang-Jin Wei介绍，由于经济区署(PEZA)，菲律宾政府赢得了赞扬：通过菲律宾经济区署，菲律宾政府为外国投资者提供行政许可的“一条龙”服务。

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，正是经济特区，促成了中国的解除管制。中国通过经济特区这种形式，就其认为在全国范围内难以展开的改革，先行先试。在多米尼加，通过经济特区的形式，建立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制造业中心，这在一个以前依赖农业的经济，是很难得的。

经济特区对贸易的整体影响，还没有很好地得到评估。Paris-Dauphine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在2014年发表的论文认为，给予一定水平的关税保护，经济特区能提高其所在国和地区的出口，并同样能提高其他提供中间货物或配件国家和地区的出口。这就解释了，为什么在大多数经济特区违反其补贴规则的情况下，世界贸易组织对经济特区基本认同。但该论文同样指出，经济特区有时给予相关国家在其他地区实施保护壁垒的借口。

更多常规的问题也会出现。官僚机构可能会非常庞大，但同时资金不足——有时这二点同时存在。花费在“铁公机”（铁路、公路和机场）上的费用很少，而正是这些基础设施将经济特区与全球联结。许多非洲的经济特区，正是因此陷入困境。塞内加尔的一个经济特区之所以彻底失败，就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：庞大的官僚机构、高昂的电力成本和距离良港过远。

曾已何时，印度Maharashtra邦批准了139个经济特区，但开发商放弃了61个，个中原因为：政策的反复无常；让人无法理解的竞标程序；对经济前景的担心。一项研究发现，为了在一个印度经济特区做生意，投资人有时不得不与多达15家政府机构打交道。另外，地方民众对于经济特区土地的征用进行的抗争，往往也会吓跑投资者。

更重要的是，政府有时提倡经济特区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：为了赢得“改革”名声，而不必冒全面解除管制的风险。而部分解除管制，会阻止企业进行竞争，保留一些寻租行为。

一些政府官员把经济特区当作“财源”。2005年，印度经济特区内约60%公司声称，不得不向经济特区的监管当局支付“不定期”的贿赂。上个月，乌克兰总理宣布，他反对经济特区，其原因就是腐败。因为担心失去其影响力，尼日利亚的海关坚决反对经济特区。另外一个担心是，不法分子利用经济特区进行洗钱，方法是抬高出口货物的价格。

经济特区这个想法本身，有其局限性。对于制造业起作用的，未必对其他行业起作用。2013年设立的上海自由贸易区，定位于金融改革，结果却让人沮丧。经济学家担心，仅在区内对中国的外汇管制进行小修小补，而不对中国的其他区域产生溢出效应，是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。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监管当局改革的步伐非常谨慎：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，上海四分之三的美国企业认为，上海自贸区对它们一点好处也没有。

但这并没有阻止中国批准更多金融自贸区的计划。中国政府甚至在国外推广经验：正在帮助六个非洲国家建立经济特区。尽管经济特区应该由国家运营，但有经济特区由私人拥有或运营。就菲律宾而言，其私人经济特区的数目是公共经济特区的十倍。如果私人运营的宪章城市或其他所谓“特别治理区”获得成功，这种趋势会走得更远。基本想法是，建立“飞地”，让其自己制订各种商业规则，包括劳动规章还是反腐败规则。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LottaMoberg说：“把法律看作公司需要的服务” 。 Enterprise Cities的创始人Shanker Singham也认为：此方面的改革将比提供税务优惠更有竞争力。

Singham先生正在多米尼加、哥伦比亚、摩洛哥、波斯尼亚、印度和阿曼商谈经济特区的建设。这些经济特区大多在早期。最成熟的宪章城市项目在洪都拉斯。但即使是这个项目，也没有开始，并且引发了很大的争论：许多洪都拉斯人认为，宪章城市会成为由商业利益所哺育的“国中之国”。在大多数国家，这种半国营的方式也会遇到政治方面的阻力。

这种更自由的经济特区是否能流行，寄期望于更多的实验。韩国和泰国正在开发生态工业园；而其他国家和地方把经济特区当作收纳过多人口的地方。不管是好是坏，不久，经济特区在全球范围内会达到5000家。

译自：《经济学人》 2015年4月4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