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现金耗尽后，超日太阳能最终为债务所压倒，成为本年度一个样板，这在以是不可能的——因为它被允许破产。那些在中国经济形态下的其他公司，以后也可能发生如此的结局。中国领高层已经痛下决心，强调金融体系的市场纪律。这个金融体系过于松懈，严重信赖信贷的增加。中国十多年前重启债市以来，超日太阳能是第一家违约的公司，是“新常态”下严父之爱的象征。但是，这个月的进展又让人意料不到：其债权人被救助。

对于研究中国经济的人来说，这多少让人觉得有些不安。对于改革，有很多不同的观点，许多政府官员主张掩盖坏账。在增加信贷以维持“僵尸”公司生存的前提下，即使增长放慢，中国的债务水平也在不停地增加。政府债务、公司债务和家庭债务的总和已经达到GDP的250%，比六年前增加了150%。

中国债务的上升，源于“四万亿”刺激计划，为了应对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应对措施。按照国际银行及金融研究中心（一家瑞士研究机构）最近出具的一份报告，中国的总债务占GDP的比例，不比金融危机时的国家逊色。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，以及最近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前，也有债务增加的现象。标普认为，金融脆弱“即使不是全球经济最大的宏观风险，也是中国最大的宏观风险”。

即使如此，中国发生突然经济崩溃的可能性极小。理由很简单，使中国深陷债务的机制，同样使其免于发生经济崩溃，即国家控制金融体系，并对债务提供政府担保（此种担保经常得到实践的证实）。相反，中国最大的危险，是企业的“僵尸化”。而中国的金融体系，可能像日本在过去二十年发生的那样，产生空心化。在此情形下，并没有突然发生危机，但中国的经济活力被持续不停地侵蚀：贷款被用于填补过去的债务窟窿，而非用于支持新的经济活动。最近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出警报：中国对于信贷推动投资的持续依赖，加重了经济发展突然放慢的风险。

中国能避免这种风险吗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是否能根除金融体系的道德风险。通过消除政府隐形担保，以及允许公司倒闭，政府可以让银行和投资者更好地配置资金，以减缓债务的增加。

但此点是否能实现，有些让人担心。听到公司陷入危机，官员就两腿发软，哪怕是相对无足轻重的公司。年初，对“诚至金开1号” 信托产品进行了救助，该产品由中国最大的银行——工商银行销售，购买者仅限于富人。另外，陕西的一家建筑公司中国华通路桥集团一笔4亿元的贷款，处于违约边缘，最终由当地政府买单。之后，是这个月对于超日债债券持有人的救助。

上海奉贤南郊。超日的工厂。一半的建筑已经被弃置，在建筑前方一小块地上，二名保安种起了红小豆。由于救助的实施，另外一半厂区已经恢复了生产，里面的机器重新发出了轰鸣。工人们将一箱箱太阳能板装上平板卡车，目的地是依旧存在严重产能过剩的中国太阳能市场。为了救活超日，政府的潜在投入至少为7.88亿元——这也是长城资产公司担保的债务数额。而对于那些靠自己力量的太阳能公司来说，太阳能板的价格，仍旧是一场不公平的游戏，大家尽管争取政府补贴。

有迹象表明，中国正在积极采取措施，以力图控制债务风险。如市场机制发生作用，就能清理资产负债表。产业和能源领域上市公司的债务已趋稳（见表）。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乔虹认为：“收入恶化的许多公司，决定减少杠杆”。但有三股力量持续推动债务，即地方政府控制的融资平台、国有公司和开发商（见表）。

此问题的集中，应该有利于风险消除。让开发商破产，对政府来说没有什么问题，尤其是一些债权人为外国投资人的开发商。但打破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，多少是一个禁区。明年一月份实行的《预算法》，将允许直辖市和省级政府直接发行债券，而不是通过不透明的地方融资平台。作为交易的一部分，中央政府不承诺救助违约的地方政府。

理论上，这可以形成 “财政硬约束”，避免地方官员一有麻烦就往中央跑。但事实上，有市场人士指出，在中国，直辖市和省级政府不可能破产，最终买单的还是中央政府。

国企（尤其是央企）同样享受对其债务的隐形担保，而且这种情况在短期内不会改变。可能发生的情况是：由于存在利润压力，经常向国企提供信贷，对于这些银行来说可能成本太高，银行会变得挑剔。2012年，仅有一半公司贷款流向民营企业。

最有实质性影响的，应该是最高层多次重复发出的信息：经济增长的质量比数量重要。这对债务的影响是直接的。如果地方官员对于GDP不那么迷恋，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花这么大力气推动投资，从而加速GDP增长。一位高级银行监管官员李伏安说：“这些地方引发对资金的需求。当然，在经济放慢时有一点痛，但没有痛就不会有成效”。 但对于那些习惯于流动性充裕的官员来而言，让他们忍受这种痛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

译自：《经济学人》 2014年10月18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