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月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来到革命圣地延安，在当地法院主持民主生活会，进行共产党人特有的传统：自我批评。一位当地法官说：“我独断专行惯了，在做决定时往往先入为主。”他的一位同事说：“为了避免惹麻烦，在重大案件上我不愿表明立场。”

在中国的司法体系中，上述情况屡见不鲜。但这一切会改变。7月29日，中央宣布，有370名成员的中央委员会将在10月召开，讨论如果加强依法治国。对于中央委员会而言，这是一项创新。正在进行反腐的习近平主席说：他希望法院能帮助党中央“将权力关进笼子”。官员们逐渐意识到，上述延安民主生活会上谈到的问题，作为全国司法系统问题的缩影，会逐步得到解决。

在习主席之前，国家领导人也经常谈到法治的重要性。但改革一旦涉及将司法权从党政官员手里拿走，并真正落实给法官时，往往显得有些不够决断。在中国，党委和公安、检察部门往往在一起开会做出决定。对此，司法系统通常得无条件执行。对于让立法机构独自制定法律，还没有在全党形成统一认识。甚至，党委也没有同意放弃对法官的任免权。但对司法应当服从宪法，全党是一致的：法院应当“独立进行审判……并不受干涉”。

六月，据媒体报道，六个省（市）将试行司法改革。尽管改革方案的细节还没有披露，但显然会让法官更加独立地审案，至少对那些不是政治敏感的案件是如此。

司法可以改进的空间很大。一般而言，法官会被认为对地方利益负有义务。法院按其所有地书记（或其指定的人）的意思任命法官和对其进行考核。一名法官，往往职业生涯开始的法院，也就是其结束的法院。在地方这个层面，法官拥有的权力比警察或检察官还要小。甚至，法官有时不敢得罪那些有关系的商人：在他自己的法庭上，法官甚至会成为最没有权力的人。

 “这并不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，”孙女士说，她之前是上海的一名法官，今年刚辞职。上海是六个要进行司法改革的试验地区之一。“由于法院不独立，所以不具有公信力，结果是，老百姓不再相信法律”。她认为，在老百姓眼里，法官经常会搞腐败。

在法院里，象孙女士这样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法官（她在北大大学取得法学学位），职业前程并不乐观。无可否认，近二十年来，法官的整体素质提升得很快，但仍然有一些老法官，几乎没有受过正式的法律教育。在法院工作八年后，孙女土没有看到升迁机会，于是决定离开法院，加入了一家律师事务所。她的工资，马上从当法官的每年12万，翻了几番。据她介绍，为数不少的青年法官也想离开。

我们还不清楚这次提出来供讨论的改革方案，会在多大程度解决以上问题。上海参加改革的法院（不是所有上海的法院都会参加改革）可能会提高法官的工资，但同时，也会大大地减少法官的数量，所以，相对于他们那些关系更硬，但业务水平一般的资深同事而言，青年法官担心他们极有可能会被调离原来的岗位。

最重要的改革，在于改革控制法官任免和考核的组织体系。此种权力将从法院所有地的市县拿走（象在上海这样的直辖市，则从区拿走），收归省级党委和人大。采用这种作法，就理论角度而言，地方地府就会很难影响法官办案，尤其象在拆迁、工业污染这类案件上。

中央痛恨强行拆迁、工业污染这类行为 ，因为这有损党和国家的形象。但很多地方官员可并不这么想，原因他们有利益涉及其中。即使实施了此项改革，在公安机关的帮助下，地方官员还会找到各种理由去“骚扰”不合作的法官。此外，省级机关还可以干涉下级法院的一些案件。此类干涉，有一定程度上，是为了给县级官员解围。

司法界经常说，司法改革的目标是“参加庭审的人应该能断案，而断案的人应该参加庭审”。但习主席的讲话清楚地表明，党委是最终的仲裁人。要求法官和其他法院工作人员参加民主生活会，就是加强他们对党的忠诚教育。大多数法官和检察官是党员。

与此同时，国家加强了对代理政治敏感案件的刑辩律师的管理。六月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起草了一个指引，禁止法律上的激进主义，并禁止律师对法院的决定进行公开批评。显然，中国的此次司法改革，意味着法院会更有效率，但不会脱离党的领导。

译自：《经济学人》 2014年8月16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