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月，中国的公司债市场迎来了建立后的第一次违约，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制造业指数（应为汇丰制造业指数）连续五个月下降，东部地区的官员忙着在二家小银行前劝排队取存款的储户。看来，是喜欢好天气的鸟儿飞走的时候了。
但是，中国经济仍然充满活力，有足够大的空间进行纠错和进一步增长。尽管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，已经非常庞大（其 9万亿美元的 GDP规模，大于其他154 个经济体的总和），但还不是一个富国。中国的人均收入（按市场汇率计算）仅为美国的的13%，位列80个经济体之后。
因为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，所以容易招致外界吹毛求疵的批评。而这，其他较小的经济体在相同发展阶段，并不会遇到。观察者希望中国能够跨过一些门槛—— 而这些门槛，其他发展中的经济体直至发展的晚些时候才能跨过。比如，本月的债券违约，对中国的资本市场来说，是痛苦但是必须的一步。大多数评论员认为，对于中国来说，这是姗姗来迟的晚熟。但是，日本直至九十年代末，才有第一次债券违约，当时其生活水准是当今中国的3.7倍。在韩国的人均收入跟当今中国一样时，外国人对其每月的制造业波动，一点也不感兴趣。
中国宠大的GDP总量和过少的人均收入，让人觉得好奇，但这不是唯一的地方。另外一个让人好奇的是，中国金融系统存在的“金融压抑”现象。中国央行规定了银行可以支付给存款人的最高利率，这实际上对存款加征了隐形税。但奇怪的是，中国不象其他国家那样，存款因为“金融压抑”而减少，而是恰恰相反。中国的家庭是“目标储蓄者”：他们存钱以达到特定的金融目标，如支付房屋的首付——即使他们的节俭没有得到回报，他们采用的回应方法是更加节俭，以便达到上述金融目标。
因此，让人非常奇怪，中国的“金融压抑”竟然具有可持续性——当然，有些不满的存款人，为了寻求更高的收益，而去购买互联网货币基金和理财产品。“金融压抑”导致中国的高储蓄率。2012年，中国的储蓄率达到了GDP的50%，超出了中国国内的投资需求，使得中国不得不在海外寻求投资机会（一般为GDP的2-3%）。而这，招致了其贸易伙伴的不满。让人啼笑皆非的是，批评者虽然持续“炮轰”中国的过度储蓄，但同时也指责中国的“过度借贷”。这些忧天的“杞人”们说，中国的信贷从五年前占GDP的100%，上升至今天的大约占GDP的135%。如果按照央行更宽的统计口径，加上债券融资和影子银行等，可以达到180%。
一个经济体怎么会同时存在“过度储蓄”和“过度借贷”现象呢？这个谜团，可以用一个经典的寓言故事来说明。以一个农场的经济为例。这个农场生产100浦式尔的谷物。农场主将收益的一半，作为农场工人的工资，剩下的归自己。农场工人吃掉了工资的一半，并将剩下的借给农场主。现在，农场主有了75浦式尔的谷物。他吃掉25浦式尔，将48浦式尔作为种子，以取得来年的收成。剩下的2浦式尔，借给了邻居。
对于经济学家来说，没有被消费掉的任何物品都是储蓄。此农场经济就象中国经济，有很高的储蓄率（没有吃掉的部分占50%）。但高储蓄率却与高借贷率结伴而行：农场主的未清偿债务达到了GDP的25%。但是，如果农场工人没有将谷物借给农场主，而是自己吃掉，储蓄就会下降（因为更多的谷物被消费了），借贷也会下降（因为农场工人消费了自己的全部收获，而不是将其一半借出）。
去年，中国收获了价值超过9 万亿美元的产品和服务。其中大约一半属于资本产品（基础设施、住房、工厂和设备）。投资占到了GDP的大约 48%，为有史以来最高。这其中，一些匆匆上马的项目并没有效率，如没有居民的“鬼城”，没有终点的桥梁。其作用，犹如农场主将一些种子撒向了坚硬的水泥地，这些地方当然无法长出作物。
让人担忧但不严重
这种“过度投资”让人担心，但没有大到侵蚀中国未来经济根基的程度。中国的批评者说，中国应该将其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消费掉，而不是将其浪费在“拍脑门”的投资上。如果中国真的这么做了，它的人民会快乐些。但是，应该意识到的是，如果这样，它的人民就不会更富：消费跟“过度投资”一样，都不会留下任何有用的资产。如果农场主撒向坚硬水泥的谷物，被农场工人吃掉，尽管这些工人会吃得饱些，但无法保证来年的收成会更多。
中国的高投资是由大量信贷支撑的。让人困惑不解的是，为什么投资狂潮没有导致高通货膨胀呢？投资增加了经济上的生产能力，这种生产能力最终会压低价格。但是，为了提升额外的生产能力，农场首先要做的是，雇佣更多的人手，购买更多的原材料。这种做法，如果走得太远，会推高工资和原材料的价格，最后导致通货膨胀。
中国之所以能逃脱这种命运，部分原因在于，增长的信贷被用于土地和房屋这些存量资产。由于这些资产已经实际存在了，对其进行购买并不会增加对生产能力的需求：购买存量资产既不会增加GDP（因为GDP仅计算新增加的产品和服务），也不会推高工资和消费指数。
但是，这种过度投资会推高资产价格。资产价格的估值不断攀升，会刺激居民借贷欲望，并同时提高其借贷的能力。在此情况下，信贷和资产价格会相互追逐而升高，并且没有现实的制约。如同二个农场主角逐一个谷物仓库，但采用的是越来越高的“白条”形式。
消除信贷泡沫，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困难的工作。唱空者不断地叫嚣，中国出现了“雷蒙时刻”。但是，“雷蒙时刻”仅为美国金融灾难三部曲的第二阶段。第一阶段为房地产价格不可避免的下降。第二阶段，为雷蒙兄弟破产后，政府对于金融系统的接管——因为此时金融机构之间，已经相互失去了信任。第三阶段，是长时间的消费不足，因为银行因为得到了教训而收敛，而资金提供者遭受重创，正在舔伤口。
中国可能会面临第一阶段。此时，人们会发现，他们不再象他们想象的那么富裕。但是，中国会逃过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。中央政府不会让银行倒闭，而是会介入，让银行从其资产负债表中转出坏账。在此情况下，信贷会不再象以前那样快地增长。由于中国的信贷过剩，没有增加太多的GDP，故消除信贷过剩，并不会对GDP造成很大影响。如果信贷和消费的缺乏，确实威胁到发挥生产的全部潜能，政府会让银行借贷，让国企花钱。
以上说得太好，以致有人可能不相信。但这确实反映了中国过剩性的特质：资产价格可能会下降，但生产不会。中国没有通货膨胀，也没有大的贸易逆差，因为它花钱没有超出其收入。因此，中国不需要减少花钱，要做的，只是把钱花在合适的地方。对应每一个要萎缩的夕阳行业（钢铁、太阳能和高档住宅），中国都有要相应的朝阳行业（医疗保健、现代物流和中低档住宅）。否则，中国经济就不能发挥出其潜能——尽管中国必须消费更多的收成，并且减少投资，中国还是应该将其收成全部收上来再说。
当然，将人力资本和资金资本进行重新配置，从过剩的产业向不足的产业转移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但是，这不是中国独有的挑战，也不是中国此段历史时期独有的挑战。如同其他经济体一样，中国产出的构成，处于不断的变化中。仅就过去的六年而言，出口从GDP的38%下跌至25%，而服务业则从42% 上升至 46%。
中国的过剩，应该站在正确的视角理解。相比其他高速发展国家和地区的类似阶段，中国每个工人确实积累的资本更多（见下图）。但是，中国的前方还有很多发展阶段。比如，现在其每个工人的资本存量仅相当于韩国的四分之一。当经济发展时，看似严重的问题会逐渐随着汽车的后视镜消失。1998年，超过40%的贷款发生了问题，当时，政府花了5万亿元来解决这个问题，相当于当时 GDP的58%。但是，中国的增长使得这些看似严重的问题变小：现在，5万亿元还不到中国GDP的9% 。新的产出，迅速使旧的产出黯然失色。事实上，1949年之后的全部产品和服务，有超过30%在2010年后生产。
在先前去上海的旅行中，在当时这座城市最高建筑最高层的酒吧Cloud 9里，《经济学人》的记者喝了一杯。几年后，当他向妻子推荐这座酒吧时，才意识到（有点晚了）这座酒吧所在的建筑，已经不再是上海最高的了。现在，在前二座最高建筑的附近，奇迹般地出现了第三座高楼。对此，先前的二座高楼“欲倒东南倾”。
这个新高楼的新高度，最近被二名外国侵入者所丈量。他们将攀越过程的视频放在了网上。这二个人的装备，看起来实在简陋，但从顶上往下看的感觉，确实扣人心弦，让人震撼不已。装备简陋，但成绩不凡，这种感觉让报道中国经济的外国记者很晕眩。
译自《经济学人》 2014年3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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