漂亮的基础设施体现了地方政府进行公共建设的业绩，但地方政府也由此负债甚多，哪家最多呢？

中国的省级政府，通常被称为“地方政府”，但这种说法并不恰当。比如，广东有1.05亿人口，GDP总值超过一万亿。而全球只有11个国家（包括中国）的人口达到这个数目，15个国家达到这个经济量。

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，是中国的地方债规模。国家审计署在2013年底披露，在去年年中，地方债的规模达到10.9万亿人民币（1.8亿美元）。如果算上担保，规模是17.9万亿人民币。这大约相当于中国GDP的三分之一。“地方”债增长得如此之快，以致成为国家的负担，并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。

审计署的报告说明了问题的大小，但只是在国家层面以整体方式看地方债，没有披露地方债的在各省的构成情况：即没有点名批评，也没有表扬特定的省份。但是，在过去的几周，几乎所有的省级政府都公布了其审计结果。在暴露问题的同时，这些信息无疑有助于解决问题。原则上，花钱大手大脚的政府被“爆光”，受到公众的审查，而这有助于防止突发其来的财政恐慌。

但是，确定陷入债券最重的省份，并不象看起来的那么容易，因为数字可以各种方式进行包装。江苏和广东等沿海省份无疑 欠债最多，占到总额的14%。但是，这二个省份同时拥有最大经济量，超过全国GDP的19%。

如与经济量相称，西部贫穷的省份如云南、青海和甘肃负债最重，还有位于西部的直辖市重庆（重庆以其大量的公共投资而著名）。贵州在2013年中期的债务超过其前四个季度GDP的80%，财政窟窿最大。

上述数字,既包括地方政府自己的负债，也包括其为其他机构提供的担保。虽然有时这种担保是显性的。但在通常情况下是隐性的。2012年底，重庆以显性方式提供担保的债务达到其GDP的18%；而甘肃隐性地为其GDP的20%提供了担保。

这些担保，在会计上就是通常所说的“或有负债”，即仅在债务人不能履约时（如发生基础设施公司关闭或地方医院破产的情况），地方政府才承担支付义务。这些财务风险在多大的可能性会变成现实？平均而言，各省预期的概率大约为23%。按此概率，而不是担保的全部账面价值记帐，则甘肃的债务负担变得很小，从GDP的44%降至19%；重庆的债务负担也从59% 降至38%。

即使不算这些让中国各省陷入噩梦的担保，相比其税收，地方政府的债务粗看起来，还是太多。比如，2012年，云南和青海的直接债务分别超过其预算的260% 和370%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各省的收入不仅来自于预算，还有其他收入 ，如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土地出售收入。很难获得有关这些财政来源的最新数据。但是，这些财政来源的规模，可从各省的审计报告载明的其他指标中推算出来。

这意味着，事实上，预算外收入可能很多。2012年，一些省的预算外收入超过了GDP的30%。较小的经济体更多，通常会得到与其规模不成比例的预算外收入：青海的此类收入达到了其GDP的50%；而较大的经济体则（如山东和广东），则较少，仅占其GDP的 8-10%。

这些额外的财政收入，使得较小经济体的债务负担非常不同。例如，就其不多的GDP而言，广州的债务是国内最重的。但是，如考虑到与其预计负债不成比例的巨大财政补贴，广州并不是最贫穷的城市。相反，而这个令人耻辱的称号可能要授予中国的首都—北京，因为北京的债务可能占到其庞大的财政总收入的99.9%。平均到人头，北京在地方政府里直接负债首屈一指———这是一个挥霍的首都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在中国，中央政府会部分“买单”，以帮助解决地方债务问题。政治意义的“北京”，会帮助地理意义上的“北京”，从而清理其财政混乱。就此而言，这恐怕确实是一个“地方”问题。

译自：2014 年2月22日 《经济学人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