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当代作家里，我最喜欢的是余华。跟余华齐名的莫言，我只是在高中时看过电影《红高粱》, 这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。当时的感觉是disgusting -- 电影是在贩卖中国的愚昧和落后。尽管现在莫言贩卖中国的愚昧和落后，贩卖到得了诺贝尔奖的境界。他的书，我还是一本也没有看过。不是没有尝试过，实在是翻不下去。所幸，这并不是我的审美态度出了问题，听说市场上，余华的影响力比莫言大。在国外，因为余华 的国际化写法和思维方式，也比莫言更受到追捧。当然，诺贝尔基金委员会是个例外。

我最早接触余华，也是一部电影 --《活着》。不过，那时候，主要是冲着名演员葛优和名导演张艺谋去的。当然了，电影《活着》在大陆从来没有公演过，这一点对我吸引力也颇大。

2006年，在英国逛一家书店，看到中国栏目里满柜子都是一本书，《Brother》。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，上面的两个人，有一个长得特别象张学友，尤其是鼻子。我就买了一本。由于英文本是将中文本的上下册合并，特别厚，我又抽不出整块的时间，断断续续的，看得是云里雾里。

第三次看余华的作品，是《十个词汇里的中国》，不过这回不是小说，而是随笔集，而且是繁体字的，大陆还没有出版过。

我这样不厌其烦地说我跟余华认识的经过，是想说明，余华在海外有很大的影响力。中国的作家在海外这么有穿透力的，就余华一个。莫言是在最近得了诺贝尔奖后，才赶上来的。

所以最近，我听说余华的作品《第七日》推出后，就迫不及待地买了一本。13万字的小书，一天就翻完了。当时的感觉是，余华的文字很美。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触到余华的小说原文。我首先看的是文字。文字如脸蛋，一眼就看到。

结构如身材。《第七日》的结构很有特点，用一个亡灵七天的经历和回忆，说了他一生的故事和死后的经历。七天也很有特点，上帝创造世界用了七天，而中国人死后的“头七”也是七天，所以七，是一个既有西方文化意味，也有中国文化意味的数字。

小说的开头很陡峭：

“浓雾弥漫之时，我走出了出租屋，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。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殡仪馆，这是它现在的名字，它过去的名字叫火葬场。我得到一个通知，让我早晨九点之前赶到殡仪馆，我的火化时间预约在九点半。”

 这种开头充满了魔幻，据说可以做中学课本，让学生背诵。不过，老实说，脱不了模仿《百年孤独》第一句的痕迹，只是模仿得比较大师而已。

如果说《兄弟》洋洋洒洒四五十万字，说的是友情的话，《第七日》说的爱情和亲情。这样说来，友情、爱情和亲情，人间的三大情，余华通过《兄弟》和《第七日》两本书都说完了。而这，体现了一种人文高度。

《第七日》中的爱情有两个。首先是指主人公杨飞和李小青的爱情。杨飞是一个普通人，如你我一样，本本分分地上班，踏踏实实地工作。但这样的人，在当代，肯定是没有魅力的。李小青作为一个女强人，肯定不甘于这种生活，她在飞机上找到了自己志同道合的同志，一个“准”IT英雄，说“准”是因为他还没有象李开复、张朝阳那样成功。但他刚回国，有学历有蓝图，离成功只差一步之遥。当李青这位坚定的现实主义者遇到这位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时，两人如鱼得水，果然取得了成功。只是中国的潜规则，让他们开的公司卷入了大案，那位IT英雄一走了之，李青由于收拾不了这个烂摊子，只得自杀。

 李青的形象，让我想起了包法利夫人，她是由于爱慕上流社会的虚荣，最后理想破灭后自杀。也使我想起了《阿甘正传》里的 Jenny,  她是因为追求自由，最后得了艾滋病而死，而李青也得了性病。可以说，李青是包法利夫人和Jenny二者的结合。所以，我很怀疑这个形象只是来自余华看的小说，而不是现实。

另外一个爱情故事，是鼠妹刘梅和伍超的爱情故事，比较逼真感人。作者应该是跟打工者有过直接接触，否则不可能有类似的体会。刘梅和伍超是一对来大都市打工的打工崽，两次失去工作，都是因为爱情。第一次，是因为另外一个打工妹对伍超有好感，不停地向伍超献殷勤，而被刘梅看出而与其厮打，当然，结果是被开除。伍超呢，出于爱情，也同样辞职。之后，他们在一家饭馆打工，伍超是楼底下的领班，阿梅是楼上包间的服务员。有一次，一位官员在包间里喝醉了，摸了一下阿梅的胸，阿梅大叫，伍超上楼与客人厮打，结果也是二人被开除。

没有工作，没有了希望，在绝望中，阿梅跳楼。而伍超通过卖肾给阿梅买了一块墓碑。顺便说一句，阿梅之所以被称作鼠妹，是因为他们象老鼠一样住在城市的地下城里。这里的背景是真实的。我搞过一段时间的房地产，知道北京的地下室经常被不良物业租出。这些原来用于防震防空的地下室，在地下是连成一片的，形成了小城市。地下城里的人们，有自己的规则和生活方式，甚至连警察都难进入。

小说以极大的篇幅渲染了主人公与其养父的感情，非常煽情，但放下书，觉得只是煽情而已-- 不太符合生活的真实。但难得的是，作者通过主人公亲生父母的冷漠，突出了养父的深情，让我有读《兄弟》相同的感受。无疑，写情是余华的特长。

其实，这本书最被看重的，并不是爱情和亲情，而是对中国现实的反映。

主人公的经历，取材于变革中的中国社会：涉案自杀的前妻李青、被强拆掩埋于废墟下的夫妇、火灾时堵住餐馆门收费的谭家鑫，以及男友送了山寨iPhone4S而跳楼的刘梅……有些事件，甚至比小说还要荒诞。

但是，反映当代的现实生活，对作家，始终是一个挑战。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：一是作者深处其中，不能做到客观；另外一个原因是，由于牵扯很多活着的人，人家也不让你客观，尽管你采用的是所谓魔幻写法。

但无论如何，贴着现实写，是有其意义的。有种说法是，《活着》写的是父辈的生活，《第七天》写的是你我现在生活的世界。这种说法我不太同意。小说毕竟是小说。我们实际的生活，并没有这么极端，而余华是以写极端出名的。看看《活着》就知道了，所有人都死了，最后就剩下主人公福贵一个。如果不是要留下他讲故事，估计他也得死。小说只是现实的印象，如果当作现实来看，绝对是误区。

“以夸张和荒诞的画面，将现实与非现实、合理与无理、常人和非人并列在一起，加上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纯客观叙述方式，充满神秘、梦幻的色彩”，这是对卡夫卡名著《城堡》的评价。用此来评价《第七日》，也无任何不妥。余华，以一个医生的冷酷，对中国的当代社会，进行了残酷的解剖。可以称作中国的“卡夫卡”，或当代的“鲁迅”。

当然，与卡夫卡和鲁迅相比，余华缺乏哲学高度。卡夫卡喜欢克尔凯郭尔和中国的老庄，鲁迅迷恋过尼采，也同样喜欢老庄，而我没有听说余华喜欢过什么哲学。所以，如果说《第七日》有什么不足的话，余华的作品还缺乏一种哲学高度。《第七日》 尽管如此尽管如虽然这样假装冷静，但不免还是有点愤青。这是韩寒的评论，由于涉及同行前辈，韩寒 说得比较委婉，我想他是这个意思。而一旦愤青，小说的深度就会受到损失。

余华早期的小说迷恋于死亡、暴力和灾难，所谓“先锋派”，这在本书都得到体现。当然，先锋不光是技巧，更是一种态度，20世纪90年代后，余华 开始以一种逼近现实的姿态进行创作，将小说与现实拉到最近的距离，力求展示民间生活，这在他的随笔集《十个词汇里的中国》里露出端倪，而在这本书得到充分展现。可以说，本书是余华早期的先锋态度和后期现实主义的结合，体现了余华近年的思索，尽管这种思索未必象卡夫卡 和鲁迅这些大师那么深刻，但有其现实意义，体现了人文关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