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一直不愿意提威海这个名字，尽管这是个美丽的海滨城市。一想到那场海战，心中就有一种沉重感。

最近一次去威海，是在冬天。从住宿的宾馆往外望去，白茫茫的一片。靠近岸边的海已经结冰，静静地躺在那里，非常温顺，让人感觉就象一个内陆的湖，全然没有了海的凌厉和锋芒。天空，有一种阴郁的气氛，一种灰色的感觉。

威海位于山东半岛北端，与旅顺遥遥相望，共同锁住渤海，自古以来就是抗倭前线。威海城面对的海湾中有一座刘公岛，因岛民祭祀其先祖刘公而得名。刘公岛是北洋海军的驻地。

明天要去荣成办事，抽不出时间去刘公岛。但我随身带了一本《龙旗飘扬的历史—中国近代海军兴亡史》。坐在窗口，随时可以看到海，翻着书，让那段历史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闪过。

1894年9月17日下午，丁汝昌率北洋舰队正巡航在在黄海大东沟，突然发现了前来偷袭的日本舰队。当时，中国军舰10艘，日舰12艘。经过4小时40分的激战，我方5舰沉没，800余人伤亡；日方5舰受重创，6舰受伤，伤亡300余人。

在海战进行过程中，为保护旗舰定远号，管带邓世昌指挥弹尽的致远舰，开足马力向日方吉野号撞去。不幸被敌方的鱼雷击沉。这一天，是邓世昌45岁生日，他和全舰200多名官兵壮烈殉国。

甲午一战，显示了清王朝的腐朽无能，也尽显了邓世昌等人作为中国第一代海军军人的军魂。

清政府的腐朽无能，从以下可以得知：

首先，是用人的问题。主帅丁汝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。作为一名陆军将领，他没有受过海军训练。因此，对他来说，统率一支新式舰队， 确实是勉为其难。问题更大的是，他还没有学习的兴趣，从不觉得自己需要有海军的专业知识。外行指挥内行，旧式的陆军军官指挥海军一个技术性这么强的军种，结果可想而知。对此，书中有详细的分析：

就性格论，丁汝昌较内向；就能力论，丁汝昌较庸懦；就专业论，丁汝昌完全不懂海军。李鸿章选择此人，显然是为了更好地直接控制海军。梁启超在李鸿章死后曾说，李鸿章和他的裨将故吏，昔共患难，今共功名，徇他私情，转展汲引，布满要津，委以重任，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，以故临机偾事，贻误大局。这番分析，用在丁汝昌身上，也是合适的。创大事业，用人最为重要。当年曾国藩门下曾涌现一大批文臣武将，成为平定太平天国的主要骨干。而李鸿章手下，出众的人才就不多见了，这也是曾李两人的区别之处。

李鸿章不是不知道丁汝昌不懂海军，但他要用的是能够绝对服从他的人。

对此，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评价道：

中国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较日本有相当优势，但训练方面，尤其是装备方面远不及日本。自琅总兵离去后，中国舰队一直无有能力的首领，委托丁提督管理，这位军官与其说是位水兵，不如说是名陆军，未受过任何海军技术训练，他的习性和能力，远不足担任一名总指挥。

丁汝昌不懂海军的结果，就是在甲午海战中表现出来的怯战。当然，不懂专业和他性格中的胆怯因素，把北洋海军置于了非常危险的境地。最终，葬送了这支中国最早的海军。

欧格讷所说的琅总兵，是英国人琅威理。他担任北洋海军副提督和顾问后，严明军纪，加强训练，为中国海军的创建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结果，却出乎意料，他由于被羞辱，被迫离去；而作为对手的日本海军，却在另一名英国人的帮助下，很好地学习英国海军的经验和技术，进步很快。中日海军的实力差距，就此拉开。

从此点看，那个“撤旗事件”事件，在中国海军史上，以致整个历史上，都有着极强的隐喻：对技术的蔑视和对人才的不尊重。

1890年3月6日，在副提督琅威理和顾问还在舰队的情况下，“定远”号管带刘步蟾忽然下令降下提督旗，换升总兵旗，以表明自己是舰上的最高长官。由于权威受到挑战，琅威理责问：“丁提督离职，有我副职在，为什么撤下提督旗？”刘步蟾答：“按海军惯例，应当如此。”琅威理立即致电李鸿章。之后，丁汝昌、琅威理一同来到天津，向直接上级李鸿章汇报此事。李鸿章明确表示，支持刘步蟾，琅威理被迫当场辞职。这就是著名的“撤旗事件”。

之后，琅威理回到英国，到处诉说其在华受到的羞辱。以致甲午战败清政府让其复出时，还对此耿耿于怀、念念不忘。可叹的是，李鸿章在此时羞辱了英国人，他却因此在五年后受到了日本人的羞辱，甚至，让整个中国蒙羞。这位只要求下属服从的李中堂哪里知道，荣誉是军人的生命，只会溜须拍马而不珍惜荣誉的军人，是不可能甘心情愿地为国战死的。

事态进一步恶化，英国人觉得英国个人的荣誉也是英国的荣誉。 11月4日，英国拒绝替换其他英国人为北洋海军顾问，并召回在旅顺港服务的英国人诺加，宣布不再接纳中国海军留学生，中英的海军合同关系就此恶化。

作为对比的是，日本海军也是由英国人帮助训练的。与琅威理担任相同角色的，是英国海军上校英格斯。据英格斯本人的回忆，他在日本服役时，日本政府封他为贵族，让他取得足够的权力和地位来履行职责。作为回报，英格斯将完整的海军技术传授给了日本。当日本人认为自己的海军可以独立时，这位英国军官体面地离开了。

而琅威理的离开，却是满含羞辱。在他离开后，北洋海军的训练急转直下：

在琅威理离开舰队后，军纪涣散的情况更为明显。此外，考核擢升制度的废弛也直接影响训练质量。海军官弁士兵的训练，是同考核、晋升直接联系的。但在封建官场裙带作风和拉帮结伙恶习影响下，军官中形成闽人圈子，士兵则有北方人圈子，造成“在军中资格较深，才力较胜者，久任不得升。而投效之人，入军便膺其上。”各种训练自然变成空话。这同李鸿章也有关系，他派丁汝昌主管海军，丁不习海军，威令不行。琅威理去职后，对于部下的训练是否得法，全然无从考察。

对此，美国外交官何天爵看得很清楚：

中国有一天的钱，就可以买一天海陆空所需要的任何东西。整个文明世界都情愿把武器供给他。但是中国不能在任何市场购买有训练的军官和有纪律的士兵。

尽管如此，中国海军毕竟有其军魂，典型的是邓世昌。据说邓世昌平时“不饮博，不观剧，非时未尝登岸，众以其立异，益嫉视之”。按规定，在夜晚 ，海军军官应该常驻舰上，但当时的风气是纷纷上岸，嫖娼、看戏、赌博，干什么的都有。邓世昌由于遵守规定，不象其他的军官那样胡作非为，反而受到排挤和打击。甲午战前，就有人实名举报邓世昌，说他鞭挞水兵致死。但是，尽管那个排斥走琅威理的刘步蟾的坚决主张查处，但并无证据。在海战中，邓世昌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：

管带邓世昌知道军舰已到最后关头，决心孤注一掷，用舰首冲角向从阵前掠过的“吉野”拦击。他在指挥台上镇静地大声喝道：“我辈从军卫国，早置生死于度我。今日之事，不过就是一死，用不着纷纷乱乱！我辈虽死，而海军声威不致坠落，这就是报国呀！”

读到这里，不禁让人感动。胜败是兵家常事，有时，不是个人能够决定和控制的，但不能丢失的，是一种勇气和精神：不怕输，就怕打不出体面的败仗，丧失军魂。如果能够象邓世昌那样，始终把海军声威放在心上，即使暂时失利，胜利会指日可待。这样军人，才是不可征服的军人；这样的民族，才是不可征服的民族。

不知是由于一直下雪的原因，还是一直想着甲午海战，心情一直比较郁闷。读到了邓世昌的这一席话，心里为之一振，有一种温暖的感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