认识王小波，是从一本介绍当代文学的书开始的。该书将王小波定位为思想家和作家。

当时我就觉得有点纳闷，在中国当代，能够同时被认为是思想家和文学家的，大概也就是鲁迅一个吧。胡适可能被认为是思想家，但绝对不是文学家；沈从文可以称作文学家，但与思想家无缘。凭什么，这个人可以跟鲁迅并列？

但大家确实认为他是思想家，一个证明是对他的杂文集《沉默的大多数》的评论，只能由学者朱正琳、许纪霖和徐友渔等进行，文学家沾不上边。

后来，我又翻了一下对他的评价，发现非常之高：他不但是思想家，而且不是一般的思想家，是“鲁迅后唯一的自由思想者” ，与陈寅恪、顾准一脉相承。

陈寅恪在建国之初，秉承“自由之思想，独立之精神”，已成为知识分子的标杆。在文革全民“癫狂”的时候，顾准独自思考，从理想走向经验，成为那个黑暗时代的灯塔。而王小波被认为继承了顾准的传统，在上世纪90年代“全民皆商”的氛围中，独自思考和写作，在经验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、更深。

在清代末年，中国开始只是学习西方的“机械和轮船”，并不重视其思想。即使是中国当今的现代化，更多的也只是强调物质方面的内容，在精神方面的现代化方面，做得远远不够。而且，充满了中国几千年旧思想的回声。王小波给我们留下的遗产，可以让我们在这方面进行反思。

他的文章《一只特立独行的猪》，充满了自由主义的精神。这只特立独行的猪，在别人在被安排好的生活中自得其乐时，敢于不接受这种安排，选择自己的生活，被认为是王小波精神生活的化身。

《沉默的大多数》还收录了作者的其他杂文130篇。这些文章，作为一个整体，阐述了作者的自由主义立场。按照李银河的说法：“王小波崇尚宽容、理性和人的良知，反对一切霸道的、不讲理的、教条主义的东西。”而这在提倡导多样性和包容的现在，有很强的现实意义。

王小波出身知识分子家庭。1984至1988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，获得硕士学位回国。在美国，他接受了西方人文思想的熏陶，尤其是罗素对他影响很大。罗素认为，社会进步的动力既不是经济因素，也不是政治因素，而是个人的创造力。如果社会组织过分禁锢个人思想，过多干涉个人行动，每个人都会感到自己无能为力，这种原创力就无法发挥，社会就无法进步。

英国学者Fred Hoyle说过：当你生活在一个社会当中时，社会的风俗习惯会严格地制约你，使你很难有创造性的想法。只有外部的旁观者才能注入创造性的思想。不管正确与否，王小波就是这样一个给你思考的人。

王小波在美国求学构成的知识体系，给他提供了思维的角度和模式，他凭着自己的敏锐，在这二种文化中进行对比，并拿起笔，将这种感受记录了下来：

 强调常识的作用

他说：“许多中年人文革时下乡虚耗了青春，他们偏说：青春无悔！总而言之，在作者看来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有种种扯歪理的毛病，绕着圈子要说坏事变好事，弄得是非难辨，香臭不知，这就叫做有痰气。如果引证弗洛伊德，就叫受虐狂。”“有痰气的人一听到别人说自由、体面、尊严，马上就怒火万丈。”

王小波对经验理性大为推崇。在他看来，文革时许多被意识形态搞得稀里胡涂的问题，只要按照生活常识去判断，会变得很清晰。例如，大跃进期间放卫星，粮食亩产放到三十万斤，某些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还为之论证，但王小波的姥姥，一位裹着小脚的农村老太太，却死也不信。不信的理由十分简单，只是自己的生活常识而已。王小波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，认为他姥姥的态度就叫做有理性，因为她依常识进行判断。

对传统文化的看法

王小波在《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》、《论战与道德》、《我看国学》和《智慧与国学》等杂文里，对中国的传统进行了反思。

王小波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部分，就是人际关系、伦理学那么一点事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。他反对传统中国过分强调价值取向，过分强调道德水准而不注重业绩。同时，他不同意西方一味以成败论英雄的结果论。

对知识分子的看法

王小波多次谈到，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实现现代化：“他既不像远古的中国知识分子（如孔孟、杨朱、墨子）那样建立道德体系，也不像现代欧美知识分子跨价值观的立论（价值中立）。最爱干的事是拿着已有的道德体系说别人”。他们总是站在名教卫士的角度，作出一付道德楷模的样子去指责别人。

他认为，做一个知识分子，首先是要在知识上有所成就。他说，到了现代社会，知识分子的职能与教士的职能发生了分离，将修身齐家的道德职能还给了教士，唯一留给知识分子的，就是一个对知识的掌握和思考。对此，王小波斩钉截铁地指出：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，成为思维的精英，比成为道德精英更重要。

王小波于1997年因突发心脏病去世，他的成名始于他的死亡。一时间作品几乎全部出版，评论和纪念文章大量涌现。有一种观点认为，他在中国当代文学起的作用，相当于鲁迅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起的作用。

诚然，对中国的了解和批判，王小波远没有达到鲁迅的程度。鲁迅出身世家，从小打下中国文化很好的根底，对中国的历史认识得比较深刻。后担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处长十四年，浸润于体制之内，对现实也有很深的了解。

王小波的中国文化根底有些欠缺。他在国内只有知青的经验，在国外也是一个学生，与西方社会缺少深层次的接触，所以，除文革外，他的知识和经验来自于书本，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并不深刻。

反映在他的作品上，他的基于知青生活的小说《黄金时代》，在性和“黑色幽默”的外表下，充满了对文革违反常识和理性的批判。而他模拟George Owell《1984》写的小说《未来世界》，就比较贫乏，因为他没有George Owell参加西班牙内战那样的经验。

尽管如此，王小波在中国文学和思想界是独特和具有开创意义的，因为中国的作家，往往只有写作技巧，而没有思想；而那些思想家，表达能力又不行。象法国那种即是思想家又是作家的文人，如卢梭和萨特，在中国是少之又少。

之后，在当代中国作家里，大概只有余华，庶几具有王小波的批评精神。

余华的小说《活着》，表现小人物在文革这种极端生存条件下一种可悲的顽强和坚韧，被拍成了《电影》；《兄弟》表现了小人物在改革开放大潮下的命运。而去年的杂文集《十个词汇里的中国》，将文革和改革开放二者联通了起来，以“差距”、“山寨”和“鲁迅”等十个词汇为线索，系统阐述了达余华对中国60年来中国变化的观察和认知。既是自传，对中国当代社会的报道和评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