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4年，被称作中国私募基金元年。当时，在解决了证监会与发改委关于谁监管私募基金的争论后，证监会正式取得了对私募基金的监管权。之后，证监会发布一系列规章，初步形成了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自律监管体系。在这种温和的监管规则的呵护下，四年多来，私募基金业蓬勃发展，截止今年8月底，私募基金管理人有2.4万家，相当于美国的10倍；管理规模12.8万亿，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。明显存在着管理人数量过多，每家管理规模过小的问题。

今年夏天，从中外建基金未能全部兑付开始，多家私募基金爆出欺诈客户、非法集资、设立资金池搞宠氏骗局等情况，并有多家私募基金跑路。人们这才意识到，自美国引进的对私募基金进行的温和自律监管的思路，并不适合中国。因为在美国，私募基金是一种信托，受托人承担的一种信托上的信义责任，而中国，并没有美国那么长时间的信托文化。

私募基金行业鱼龙混杂、泥沙俱下，到了需要整顿的时候。相应地，证监会的监管理念，也从适度监管理念，走向强监管。

强监管表现在以下方面：一是登记变难，滥觞于浙江，广东、上海等地跟上，公司设立时，名称不再允许带有“资产管理”、“理财”、“基金”、“基金管理”、“投资管理”、“财富管理”和“股权投资基金”字样，投资类企业和私募基金机构的注册登记几乎全面暂停，基金产品的备案也受到严格的审查。二是对于没有业务的私募基金机构进行了注销。三是处罚增大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年内有近百家私募被通报，开出的9份罚单合计处罚超过1.5亿元。因此，今年成为私募基金名符其实的“监管年”。

这种监管是必要的，可以从2.4万家私募基金里，大浪淘沙，淘汰劣质基金，选出优秀的基金。

今年8月，上海阜兴实业集团董事长朱栋失联，阜兴系四家私募经营中断，近万名投资人，300亿元资金的大案，一下子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。由于涉及到托管银行，引发了中国基金业协会和中国银行业协会关于托管人责任的争论。

7月13日，中基协发出公告：在私募基金管理人无法正常履行职责的情况下，托管银行要按照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和基金合同的约定，切实履行共同受托职责，通过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会议和保全基金财产等措施，尽最大可能维护投资者权益。但中银协对此并不认同，他们认为：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仅适用于证券投资基金，而阜兴系发行是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。另外，由于托管行不是共同受托人，不保全基金财产等法定职责和义务。

那么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是否适用于股权投资基金呢？回答是否定的，因为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制订于2003年，当时还没有明确由证监会监管股权私募基金。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从其名字看也只适用于证券投资基金。

但2014年8月证监会发布的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，明确规定其适用于股权私募投资基金。更重要的是，通常情况下，股权投资基金投资人、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签订的《基金合同》，一般都是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来的。上面一般都约定，托管人为受托人，承担信托义务。

从法律原理上看，基金本身是一个信托，管理人和托管人为共同受托人，前者负责基金投资和运作，后者负责安全保管，这是信托关系应有之义。本身统一的基金交易结构，应该适用同一的法律关系，而不能因为投资标的、募集方式而割裂发。即使法律没有明确规定，一般情况下，也是有约定的。所以，托管人对于基金，是共同受托人的责任，相当于监事会之于董事会，其对于管理人，有监督的义务。

值得注意的，除证券、股权之外的其他投资，尤其是以非标债权为投资标的时，称为类私募基金，涉及信托等通道业务，跨金融领域。实际中，诸多非标债权资产的投资，属于影子银行业务，大多不符合金融监管机构对于债权类业务的监管要求，也容易因其固定收益的业务模式，形成募资端“保底保息”的安排，从而形成非法集资。因此，这种其他类私募基金一般情况下无效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