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我告诉你，中国有一名律师，没有从北大毕业，但是当时北大法学院院长金融法专家吴志攀教授最佩服的法律人士，而且之后还创立了北大-美国肯特大学项目，输送年青律师去北大和美国肯特大学培训，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？确实有这么一位传奇式的律师，他的名字叫张涌涛。

江湖上已经没有张律师了，江湖上有的，只是张律师的传说。作为曾经与他朝夕与共的助理，我觉得有义务让大家认识这一下这位传奇律师的风采，了解一下他为中国律师事业作出的探索和贡献。

我第一次见张律师，是在我毕业后不久。之后，我开始在张涌涛所工作。正是在这里，奠定了我一生的格局和基础。岁月流逝，证明我不是千里马。但正是张律师，为我这匹普通的马提供了驰骋的草原。

我之前在律所实习过。基本上干的是office boy的活，不是给主办律师修自行车，买吃的，就是给主办律师家装电话。我实习的那家律所，有一种特别的传统，对徒弟特别防范。实习半年时间，既没有见着客户，法律实务接触得也很少。

而转到张涌涛所，我担任的是张律师的助理。他接触的案件，我是全程参与。人民银行、财政部到司法部的领导，都见了一个遍。每天出入的，也是京城俱乐部、最高院和各大银行的总行。当时律师很少，大家也不知道律师是什么级别。二十出头，跟各大银行总行的高管称兄道弟，打成一片，很是风光。

张律师当时是名律师，他身上，特别有律师味道，现在应该叫大律师范儿。说起来，应该是四方面：不卑不亢、注意着装、情绪稳定和说话有激情。

张律师注意着装，是业内出了名的。经常是黑色的Dunhill西装，鲜亮的领带，侧身于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领导之间，没有任何谦卑之态，侃侃而谈，望之俨然，宛如仙人。北京律师业经过2004年的大扩张，激烈的竞争，降低了律师的地位。以致现在有些律师，见到领导和大客户就直不起腰来。如果他们见到张律师，就可以知道律师可以通过自己的专业和经验，赢得多大的尊重和地位。

在任何情况下保持情绪稳定，是一个律师最优秀的素质。多年跟随他工作，从来没有见他发过脾气。相比现在那些“暴君式”CEO，现在觉得能做到这点，确实不简单。一年能做到没有什么，但十年如一日，那肯定是修养。怪不得在例会时，他经常提刘少奇的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；有一次，我见他读的，也是一本《狮子不必咆哮》。他不是天生没有情绪，记得他有一次说过，有一次跟人在中央电视台上的旋转餐厅吃火锅，对方肆意挑衅，他“恨不得举起火锅，朝对方的头上砸过去”。但我从来没有见到他在单位有过情绪失控的行为，律师事务所经常回荡的，是他爽朗的大笑声。

我唯一跟他起的二次“冲突”，都是因为业务。一次是我起草律师函，粗心少写了一个0，他吓坏了，反复追问：其他的几份已经提供给当事人的律师函，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吧？虽然着急，但始终是和风细雨，未见风雷。

另外一次是跟客户开会，我好像在会上表现不太好。会后他和颜悦色地说：这是银行间债券市场，非常重要；中国的金融市场基本都在上海，只有这一家在北京。当时是1997年。

张律师说话有激情，他无论跟人谈什么，总是活力四射。这一点，后来我发现，很多成功人士都有这个特质。当时张律师让我起草了一份《金融纠纷的常见类型及解决方法》。我按照他的要点，结合自己金融诉讼的经验，东拼西凑，写得非常晦涩。可是，开会的时候，我听他念讲稿，好像不是我写的；再仔细一听，确实是我写的。多年以后，他那浑厚的男中音，一直萦绕在我耳边。同样的内容，由不同的人说出来，可以相差如此之大，使人相同世界上有种才能叫“口才”。所谓律师的口才，就是由法律思维、知识面、经验和个人声音条件形成的综合能力，张律师是警察学院的老师出身，口才不是一般地好。

不卑不亢、注意着装、情绪稳定和口才了得，奠定了张律师作为大律师的基础，但张律师最为人称道的，却是他在提携后进方面的不遗余力，在律师专业化、集团化方面，给中国律师界带来的创新意识和引领作用。

 我好几次听到张律师感慨：我们这代律师，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律师，比你们大八到十岁，前面没有师傅，凡事都得靠自己摸索，经常是“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”真羡慕你们，手把手地教你们，你们可以在我们的基础上前行。

1996年，他发起设立了北京第一家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律师事务所——张涌涛律师事务所。这家所以金融业务为主，主要为各大银行总行提供法律服务，并跟金融监管机构保持密切工作关系。可以说，是当时北京乃至中国金融业务最强的律师事务所。其以金融业务为主的专业化法律服务，在中国的律师业吹起了一股清新之风。

但随着业务的发展，个人制制约了业务的发展。就某种意义而言，他的个人制探索可以说是不成功的：因为个人制做不大，几名优秀的主办律师出走。他随之调整，1998年，经司法部特批，与上海万国律师事务所、深圳唐人律师事务所合并，发起设立了国浩律师（集团）事务所。这是国内的首家律师集团，从此掀起了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合并高潮。他为中国律师业的规模化和集约化，摆脱中国律所普遍存在的小作坊困境，指明了方向，提供了模板。

2001年时，张律师已经担任北京律协主管业务的副会长。他当时进行了二项重大改革：一项是将律师的专门委员会从几个扩张为25个，这样，大批优秀的律师就有机会担任专业委员会主任，也加强了律师同业的交流；二是设立北京——美国肯特法学院项目，选派年青律师，先在北大法学院培养一年，然后在美国就读一年，最后取得美国肯特大学的LLM学位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为北京律师界培养了大量高端人才。而他自己，始终不过是一个政法大学的本科：北大的硕士课程，他13门都过了；只有英语，由于工作忙，没有过。不知是北大严格，还是他没有借用自己的“人脉”。也许张律师只是想在北大更新法学知识，而把更大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国浩所、北京律协以及全国律协金融证券专业委员会的管理上——为了创建伟大的事业，学位并不重要，想想乔布斯和比尔盖茨吧。

至于英语，可能是为了弥补遗憾，也可能是律师协会对外合作的需要，我听说之后他身旁专门有几个外国人，这样他可以在工作之余，随时练习口语。

而我当时，满脑子都是学位。作为一个普通高校的本科，经常面对的是名校博士林立的金融机构，确实不好混。客户经常问我：哪所学校毕业的？什么学历？这就让我产生了进一步读研的想法。我能够考入北大，某种意义上，也是跟张律师分不开的。当时，无论是环境、业务、同事和客户，张涌涛所当时各方面都优秀，所以我也只能去中国最好的法学院。可以说，如果不是当时张涌涛所“一切争第一”的氛围，以我当时的水平，北大根本不敢考。

我北大硕士毕业后，在香港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。当时，就收到了张律师的贺年片：“小柯，我一直在关注你。听说你进步了，很高兴。”后来，我和以前的同事和张律师吃了一顿饭。席间，张律师表达了让我到国浩工作的想法，说：“以前不是助理吗？这次是从合伙人做起”。但我当时的感觉，到国浩工作，有点“吃回头草”的感觉。另外，我当时的职业规划是去外国所工作一段时间，熟悉一下英美法和涉外业务，所以就没有去成。

没有想到这是跟张律师的最后一次见面。2004年，我接到一名前同事的电话，一上来就说：“张律师走了”。我说：“走了是什么意思？”她说：“是去世了，得的是肺癌。”我一下就懵了，有点反应不过来。四十三岁，对一个律师来说，是黄金的年华，何况是中国当时最大律师集团的创始人、北京律师协会年轻的副会长、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金融证券委员会的副主任。假以时日，他本来还可以往上走好几个台阶的。

我参加了张律师的追悼会。当时，一名金融监管机构担任领导工作的前同事对他的评价是：“他活着时，中国没有律师比他更优秀，可惜他只活了四十三岁”。造化弄人，天妒英才，张律师三十岁就是中国名律师了，难道真的是少年得志不好？

碰巧的是，我在一家外国基金公司担任总法律顾问时，基金负责地产的外部律师就是国浩（北京）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杜玉松律师，说起来算是我的师弟。杜律师说：“张律师邀请你加入国浩时，是国浩正发展的时候。当时你在张涌涛所是重要律师，张律师对你一直很重视的。”

张律师热爱运动，据说在政法大学时足球踢得不错。工作后，网球和高尔夫是一流的。有时在办公室，总见他拿一些大大小小的奖杯回来。当时，他经常去北京网球中心打球，高尔夫是全国都去，东南亚也去。耳边还回响起他的声音：“打个球还要去马来西亚，大连就行了”。

我能够继承张律师的，大概就在运动方面。因为运动的方式现在也与时俱进了，我把他的网球和高尔夫，发展到滑雪和登山、马拉松。尤其是滑雪，2007年，我在加拿大Blakes时，为亚布力、北大壶、军都山和莲花山等滑雪场在多交所打包上市提供法律服务。后来，我又逐一到这些地方滑雪。既是运动，也是创新，我想我是以此表达对我师傅兼兄长的怀念，也是以此表达对这位中国律师行业探路者的敬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