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段时间以来，理财产品因其不透明，成了众矢之的。但最近理财产品出了一件比不透明更让人担忧的事情，那就是假的理财产品。当然，也可以认为，正是由于理财产品的不透明，导致了假的理财产品的产生。

据媒体报道，民生银行航天桥支行管理层，违规销售理财产品用以表外放贷，以掩盖约30亿元的票据造假形成的亏空。事情暴露后，行长被刑拘，副行长跑路。之后，民生银行给出了此类案件的标准答复：该理财产品系伪造，民生银行已报案，且表示此事件为张颖的个人行为。

至此可以看出，这是一起典型的理财产品“飞单”案件。所谓飞单，是指银行员工借助行内平台，私自销售未与银行达成委托销售关系的金融产品。近两三年，国内银行基层员工“飞单”常被媒体曝光，有些是理财经理、有些是支行行长，民生银行航天桥支行并非是行业的个案。其实，银行资金的体外循环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了，因为人性是不变的，不过当时“飞”的是存单，现在与时俱进，改为理财产品了，但法律实质没有变。

银行是否担责任，主要看是否进入银行大账，是否在银行办，银行领导是否知情。如果回答是“是”，形成表见代理，银行承担责任；如果不是，不承担或只承担部分责任。在飞单案件中，银行往往采取以下三个步骤：

首先要做的是报案，因为在此种情况下，发行人一般涉嫌集资诈骗罪，而参与销售的银行员工往往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。其次，银行马上撇清自己，将所有的责任都往“跑路”或被抓的员工身上推，其实质是银行职工的行为是否为职务行为的认定；最后，以法律上规定的“先刑事后民事”，来赢得时间，实际上是，等刑事上查清事实，没有三年五年大概不行，给银行赢得充分的缓冲时间。

当然，如果监管层和投资人的压力实在太大，银行往往会在私下对投资人的本金进行兑付，但不会支付利息。

实际上，以上“套路”在前二年在一起最典型的理财产品飞单案中已经走过。结果是：华夏银行上海嘉定支行员工濮某某被判决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，发行人也以集资诈骗罪判决；民事方面，由担保人中发担保承担担保责任，对本金进行兑付，未付利息。

第三方机构的理财产品，通常具有较高的风险。一个项目真正好，完全可以通过银行的正常途径，以较低的成本取得融资；如果项目次一点，可通过“二银行”信托进行融资。只有那些银行和信托都不愿意涉及的项目，才会流向第三方理财机构。

这里涉及一个逆向选择问题。理财产品所投入的领域，基本上是风险较大或为法律政策所限制的领域，如矿产等资源类产业、房地产和产能过剩产业。

既然第三方理财产品风险这么大，银行的理财经理为何奋不顾身地频频“刀口舔血”呢？

究其原因，还是这类产品的高额佣金给激发出来的，所谓“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”。从公开媒体报道中可以得知：短短两三年内，非法金融产品的佣金，从濮某某案的1.68%，到华融普银案的5.5%，而销售本行正规发行的产品，仅能获利万分之几。这跟我们去超市买东西，售货员总向我们推销给其回扣高的质量次的产品，而不是质量最好的产品，是同样的道理。反之，质量次的产品，自然给的回扣就高。

在飞单的案件中，银行往往是存在过错的。理财经理销售第三方单位的理财产品，而不被同事察觉，是很难想象的：同一个理财经理的数名客户将大额资金向同一个账户打款，无疑会引起会计或风控的注意。所以银行要承担赔付本金的义务。

当然，在此种情况下，不能说投资人一点过错也没有。部分投资人追求高收益，必然伴随高风险。在现今条件下，如果一款固定收益产品的年收益率超过10%，甚至8%，就要充分衡量其风险了。所以一旦出事，为了给投资人一点教训，不会向其支付利息。

实际上的处理方法，往往是所谓“私了”：即出事的银行与众多受害者私下达成协议，一般情况下是只赔偿本金，不赔利息，银行不会白纸黑字，从法律层面上承担责任，这就是飞单案件的所谓潜规则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司法实践中该如何认定银行“飞单”的话题，引发了全国人大代表的高度关注。最终大家达成的共识是：对于此类案件的定性，建议最高法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，明确责任界定。

事实上，随着财富管理市场近几年的蓬勃发展，以及人性的贪婪，彻底禁绝上世纪90年代就出现的“飞单”，是不可能的。关键是用规则的形式，明确出现飞单后的法律责任，而不是出事后，出现银行让公安“抓人”，投资人集体上访，这类封建社会的博弈。最高法院应该出台相关司法解释，将潜规则变成明规则，让银行、投资人和理财经理等相关当事人知道自己的违法成本多大，这才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。

 本文发表于《 南方都市报》 2017年04月25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