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指出：当前系统性风险总体可控，但对不良资产、债券违约、影子银行、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要高度警惕。由此可见，在金融风险中，债券违约的风险排在了第二位，超过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。

2016年之前，债券市场的违约是零星的。2016年之后，债券违约快速增长。据W ind资讯统计，2016年，国内债券市场上共有79只债券违约，规模达398.94亿元，同比增加两倍。今年以来，债券违约事件更是呈燎原之势———截至本月初，在一个月内，东北特钢、大连机床、中城建及川煤集团等已接连出现兑付危机。2017年到期的存量信用债规模约4万亿元。

其实，中国的债券违约，并不严重。相比美国债市和全球平均水平，中国的债券违约率偏低。就像适当的森林大火有助于树木的成长一样，债券违约的增加，有助于打破债券市场刚性兑付的神话，是中国的债券市场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。

但是，如果债券违约过急过快，以致爆发群体性事件，或者构成系统性、区域性金融风险，造成信贷紧缩，流动性危机，将会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。所以，债券违约必须有序地进行。

此问题的解决，需要有“两只手”：一手是政府的手，也就是以政府介入的形式，协调债券的兑付。另外一只手，就是市场的手，通过债券受托管理人等制度性安排，以法制化的方式加以解决。在现阶段条件下，这“两只手”要同时使用。

首先，是政府的介入，也就是国企债券的刚性兑付问题。在此情况下，政府的作用就是进行协调，帮助企业推迟违约，或者在违约后尽快偿还，这种政府所起的“减压阀”作用一直存在。

但是，这种协调是一种非市场的行为，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，政府是否介入如何介入，以何种方式介入，无法预料。另外，由于存量债券基本都在几十亿甚至上百亿量级，持续依靠政府支持协调，存在较大的难度。也就是说，在债券违约规模较小的情况下，政府有形的手还能发挥作用；但一旦债券违约是大规模的，就只得采用市场化的方式，以制度化的方式解决。

因此，以市场化的方式处置债券违约，已经成为当务之急。具体而言，要注意以下三点：一是要着重保护个人投资者。相对机构投资者，个人投资者金融知识缺乏，更需要保护。在保护个人投资者方面，有两条监管红线应该遵守：一是发行人应以非公开的方式、向合格投资者发行债券，所谓合格投资者，就是投资者的投资知识和资产应该达到一定水平；二是在穿透监管下，每期私募债券的投资者合计不超过200人。

而在侨兴私募债事件中，这二条红线均被突破：通过融资平台，将私募债以公开的方式出售给不明就里的个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各地股交中与互联网金融平台合作，把高风险的私募债拆细、包装成理财产品等金融工具的形式销售给个人投资者。原本高风险的私募债券，摇身一变，成了低风险的“类固定收益”产品。一个大的资产包，分拆成多个小包，而每个小包的销售人数不超过200人，从而避开监管。

这类“类固定收益”产品的信息披露，是非常不透明的。很多经过互联网理财平台包装后的产品，用户只能看到产品的名称、预计年化收益等信息。更深层次的信息，如募资资金用途、资金池风险等，并没有披露。由于没有进行充足的信息披露，这类债券的风险增大。一个例子是，浙商财险后来爆出的侨兴债的募资用途说明，与侨兴在2014年的私募债发行说明书上的发债用途不符。因此，有关平台仅仅是“备案材料齐全”，购买的明明是个人投资者，却把他们当作专业投资者一样。因此，整顿这些互联网理财平台，应该是第一要务。

二是重点完善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。当发生债券违约时，由于债券持有人人数众多且分散，且一般不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。为了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，国外采取通过债券受托人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。

根据2015年证监会发布的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，交易所市场已经采用了债券受托人制度。但是不知什么原因，作为债券主体市场的银行间债券市场，迄今一直没有采用这种制度。这样，就很不利于对债券投资人进行保护。鉴于在银行间债券市场违约的债券越来越多，建立债券受托人制度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。

三是通过“交叉违约”条款对投资人进行保护。所谓交叉违约，就是如果债券违约之前，已经存在贷款和其他债券违约情况，那么债券即使没有到期，也视同债券发生违约。

交叉条款，使投资者能够在债券出现违约前，在发行主体的偿付能力发生恶化时知悉，从而采取行动，使自己的债券得到清偿。2017年2月3日，大连机床公告称，由于大连机床未能让“16大机床MTN001”在10日宽限期内纠正违约，这进一步导致“16大机床SCP003”出现违约，这是国内出现较早的交叉违约机制，引起了大家对交叉违约机制的重视。之前，境内发行的债券，少有“交叉违约”条款。由于交叉条款能更好地保护债券持有人，在有关债券发行文件中，应该加上交叉违约条款的内容。

文章载于南方都市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