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月19日，中国宣布，其2015年的GDP增长为6.9%（包括通货膨胀率在内）。这是25年以来最慢的增速，但它确实在政府的“约7%”的目标之内。许多经济学家对这个数字有点怀疑。上周宣布这个数字的人国家统计局长王保安面临组织调查后，网上对于这个数字更加怀疑。中国的反腐机构指责王保安“严重违反纪律”，这是对腐败的委婉说法。但除了对增长数字的怀疑外，另外一个问题提了出来：为什么中国一定要有一个GDP目标呢？

在大的工业国家里，中国是唯一有GDP目标的。通常，央行对于通货膨胀或失业率等设定目标。而在中国，政府首先设定一个产出扩张的特定比率，然后引导经济达到这个目标。这在国际上少见。中国经济过分依赖于GDP投资的增加，经常会造成资源浪费和债务累加，不符合政府屡屡提及的“增长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”的原则。

在过去，增长目标没有什么实际意义。从1992 年至 2015年，除三年时间外，中国的经济增长均高于这个目标，并且高出的幅度很大。只有很少时间，增长目标会影响官员对经济的管理模式，例外情形是增长急剧下降的2008 年和2009年（见图）。所以，中国近几十年来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，很难说是由于这些目标的制订和实现造成的。

在经济下行背景下，无可避免的是：除非付出高昂代价（在2015年的第三个季度，总体债务几乎达到GDP的250%），两位数的增长不可达到。但是，政府担心经济下滑得太快，造成失业，从而引起社会不稳定，故再次加快了投资步伐。并且，通过设定增长目标，督促地方政府也这么做。

有迹象表明，有一段时间，即使是高层本身，也怀疑GDP目标的合理性。2013年，新华社公开发文，称为中国的“GDP崇拜”。一年后，有大约70个县市取消了目标。2015年，上海也加入了这个行列，成为第一个打破常规的城市（每个层级的地方政府都有其GDP目标，通常比国家设定的要高）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Liu Qiao认为：中央政府也应该跟进，取消目标。

去年有迹象表明，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。高层避免谈及具体数字。并表示：政府不会不惜代价“达到2015年目标”。这让人产生联想：即使目标没有被废弃，也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。

但事实并非如此。11月发布的五年计划，像往常一样强调增长。五年计划指出：直至2020年，增长率平均为6.5%。许多经济学家相信，这要求更多的刺激，而刺激无疑会增加债务。像以往一样，今年的GDP目标，会在三月人大开会期间宣布。可能会高于6%。以前有猜测，政府可能会设定一个目标幅度，以给予其本身更多的政策弹性，但现在这个可能性变小。12月，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表示：由于“仍然过于强调GDP”，地方政府已经打破了为其设定的债务限额。 

那为什么仍旧还要一个目标呢？这里有政治考量。中国国家这么大，中央政府对于失去对庞大官僚机构的控制，有一种本能的恐惧。而设定GDP目标，是一种能评估和控制地方的方法。地方官员的考核，还受以下因素影响：环境标准、社会政策和“党性”。但GDP易于量化，通常是最重要的因素。

2013年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Deng Yongheng 和清华大学的Wu Jing 的一项研究，追踪了283个市长。研究表明，那些比前任相对取得更高增长率的市长，会得到更多职业回报。之后，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模式发生变化。

让人沮丧的是，这二位学者发现，如果市长们增加对于环境的投资，他们升迁的机会会减少。政府发现，环境目标比增长目标更难设定。环境部在尝试“绿色GDP”（大致相当于产出减去环境破坏的成本），用以考核地方官员的表现。在2004年进行过一次尝试，最后不了了之：对环境造成的损失太复杂，很难计算。

但是，级别越低的官员，由GDP决定的可能性越大。当有领导提出GDP目标不是全能时，有人提出不同意见。一名学者表示：如果没有目标，地方官员就不知道怎么办。反腐活动的进行，无可避免地引起有些官员不作为：在需要时，不采取行动，以避免引起反腐败机构的注意。所以，不管GDP这套评估系统多么不完善，政府并不愿意弃之不用。原因是这套系统能对官员能进行追责，并且督促其作为。

但对于中国来说，这个目标还有另外一个作用，那就是：使带领全民致富的努力，有数字基础。1980年中国宣布，在上世纪末，中国的 GDP将是1980年的4倍（这个目标提前了好几年实现）。研究咨询机构Gavekal Dragonomics Andrew Batson指出：当6.5%目标宣布时，是放在更大的背景下考虑的：即在这个十年末，GDP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倍。

中国明显相信：为了使中国在2021年建党100周年的时候，成为“中等发达社会”，6.5%的年平均增长目标是必不可少的。这就是通常所说的“二个百年目标”。另外一个是：2049年建国100周年时，让中国繁荣和富强。

以上任务是中国几代人的光荣和梦想，有其延续性。但不得不注意的是，如果将增长目标过于固定化，可能会损及经济，而不是有助于完成这些任务。

译自：《经济学人》  2016年1月30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