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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张今年60岁。年轻时,他生活在农村。对此,他只有些模糊的回忆。之后,他在重庆市市内工作,已经超过30年了。说话的当口,他正在烈日下铲沙子。他说:只要身体许可,他就会一直干下去,“不能歇下来。”在中国,有成百万他这个年龄的人,没有奢侈退休。虽然每月他能领取退休金,但只有93块钱(15美元)。

 

在中国,大多数低技能工人生在农村,但后来移居城市,老张是其中的一员。在过去的30年,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做出过贡献。他们虽然被叫做农民工,但对庄稼活活知道得并不多,甚至有些人从来就没有做过庄稼活。“农民工”的叫法有点歧视,另外一种不那么歧视的叫法,叫“外来务工人员”,这种叫法同样给人误导——年老的像老张多年前已移居到城市,而他们的后代,极有可能就是在这座城市出生的,但他们仍然算“外来的”。

 

按照中国的 户籍制度,户口决定一个人能享受何种福利。第一代外来务工人员,于1980年代晚期来到城市,已经到了退休年龄。在中国,大多数人在60岁后,就能享受退休金。如是女性,这个年龄更短,为55岁,甚至是50岁。城市户口,退休金平均为每月2,070元,但来自农村的工人,却要少得多——数额如此之少,以致无法让他们在其工作过的城市过体面的生活。没有选择,许多人只得继续工作。当然,如在农村有地,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会回到农村。 中国政府一直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,但力度显然不够。

 

外来务工人员的比例,在老年人口中数量激增,这就使得户籍改革变得迫切起来。2008年到2013年间50岁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从2600万激增到4100万,而其占外来务工人员的百分比,从11%上升至15% 。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将加重这个问题: 2014年,有2.12亿中国人超过60岁,占人口总数的16%;2025年,将有3.16亿人口超过60岁,也就是说,大概4个人中有1人。

 

与此同时,年轻工人的数量却减少了。与他们的父辈不同,这些年轻工人对繁重的体力活没有什么热情。有段时间,许多工厂拒绝接收超过25岁的工人。现在,年轻人的缺乏,使得他们不得不用更老的工人。在重庆市内,“棒棒”很出名:这些男人和女人以一条长扁担,挑着重担在这座炎热城市陡峭的小山上高一脚低一脚地行走。这些农村出身的劳动者的平均年龄,明显比几年前要高——一些人太老了,以致如年轻人让他们提供劳务的话,会让人觉得很震憾。

 

许多“棒棒”将持续这种重体力劳动,直到他们的身体无法承受。对这些劳工来说,退休金还是一个新事物。没有人喜欢户籍制度,但至少它让农民工和他们的后代在农村能保有一块土地,并且用旁边的另外一小块土地盖屋居住。2009年,当农村户口的退休金机制建立后,事情开始发生变化。这个退休金计划一部分来源于国家提供的资金,另一部分则来源于工人自己的缴纳。只要缴纳15年以上,在60岁后,农民工就可从其户口所在地领取退休金——通常采用银行转账的方式。截止2013年底,有将近4.75亿人参加了这个计划。

 

但这个福利数额太小。基本退休金的下限为每月55 ( $8.85),远低于贫困线。实质性提高福利很难实现,因为退休金领取者占在职外来务工人员的百分比,在不断上升。政府已经着手研究提高退休年龄问题,这大概会在2020年成为现实;中国也开始放宽 “一对夫妇只要一个孩子”的政策,但对大多数老年外来务工人员来说,这太晚了——他们一般只有一个孩子照顾他们。

 

用人单位缴纳的费用,无疑可以提高养老金账户的数额。但多数外来务工人员工作时没有合同,这意味着他们无法享受用人单位提供的福利。长期而言,需要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,以允许外来务工人员像城里人一样,享受同等的福利。一些小城市对此进行了试点。这些小城市,距离外来务工人员的家乡很近;但如在大城市进行同样的改革,政府有些担心,因为可能有大量的人为了得到福利而蜂拥而至。

 

在重庆,老张勉强还过得去。他的工作是临时的,一天挣250元,是他每月退休金的三倍。在过去的十几年,他用挣来的钱帮儿子付了首付——他儿子在其居住的城市买了一套住房。至于回到农村,他还没有这样的打算。农村的地,已经租出去了,以换得一点额外的收入。当然,他也会每月按时去领退休金。用他的话来说:“这不是一笔小钱”。 

 

译自:《经济学人》 2015 418

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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柯荆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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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昌民律师事务所主任。柯荆民先生执业二十多年,曾担任中债登法律顾问近十年。承办过大量疑难复杂案件。近年来,热心于热点和公益案件。曾主编《金融法律实务》、与人合著《企业与债券投资》,并在《财新》、《金融时报》、《中国债券》、《中国风险投资》和《当代金融家》等报刊发表有多篇文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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