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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央行对于量化宽松政策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,但那是中国经济发展所需的。

 

在北京,政府的建筑都比较宏伟美观。就此而言,中央银行的低调显得很突出。其总部占地面积小而陈旧,并且央行无心进行大规模扩建。其建筑的局促,象征了中央银行的克制。

 

近四年来,中国人民银行(PBOC)将其货币政策归结为“谨慎”。这应该是一个中性的立场——既不紧缩,也不宽松。但事实上,货币政策是越来越紧缩。其目的,是为了使房地产市场退热,并且减缓债务的增长,因为债务增长的程度已经使人惊慌。与此同时,通过货币和利率机制,央行逐渐在消除计划经济的残余。中国的央行远谈不上独立,但自2002年周小川担任行长以来,央行坚持不懈地追求克制和改革的双重目标,从而获得了真正的影响力。

 

2011年,当央行首次采用谨慎货币政策时,克制和改革这二个目标是互补的。当时,通常的增长率为18%——即使按中国标准,也是令人陶醉的。所以,放慢非常危险的投资,是至关重要的。但现在情势已变。中国经济,已经进入正常的轨道,增长达到了1990年以来的最低,甚至滑至政府目标的7.5%以下;通货膨胀更是创五年来的新低,比官方3.5%的目标低了几乎二个百分点。央行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降息压力。但央行的顾问们认为,如果降息了,就会向市场发出错误的信息:量化宽松的实行,可能标志着治理的结束;如果再引伸一下,就是金融改革的结束。

 

对此困境,央行的回应是,以一种不透明的方式放宽货币政策。按照七月份当地媒体透露出来的未经证实的消息,央行借给了国家开发银行一万亿元(1630亿美元)。一些人称之为中国式的量化宽松:央行事实上开始印钱,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。发达国家的央行如实行量化宽松,会向市场解释其方案的每一步,而中国的央行,甚至都没有宣布其进行了量化宽松操作。

 

于是,在9月和10月,央行发起了中期借贷便利(MTLF),以向商业银行贷款的方式,进一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,事后证明是7690.5亿元人民币。在116日央行进行确认前,传闻散布了很长时间。至于开始的一万亿,央行最终承认了相关操作,但拒绝披露借出的数额、利率和借入的银行。

 

如果真的象报道的数额这么多,那么总的放水量是巨大的——相当于美国刚完成的超过三个月的量化宽松计划(在其最高点),或日本现在正在进行的五个月计划。但中国式量化宽松,得到的回应并不十分热烈,因为资金没有到达实体企业。短期利率确实下降了:备受关注的银行间利率今年下降了大约二个百分点,为3.2% (见图)。但银行借款给企业的利率(这对增长至关重要),还没有变化,仍为约7%

 

央行货币政策透明度的缺乏,让人感到困惑。“采用的政策工具越多,就越难预测任何一项工具的变化”,高盛的Song Yu说。最近,Barclays进行了一项调查,就沟通而言,在14家中央银行中,中国人民银行排名倒数第三,仅比土耳其和俄国强些。

 

即使在对其以不透明的方式进行的宽松政策提供部分确认时,央行的信息也是闪烁其词。一会儿说,目标是“指导银行降低贷款利率”,释放出放松货币政策的意图。但在下一次吹风会中,又说,宽松是对国际资本流入下降的补偿,其目的是“为了维持一个中性和适当的流动性水平”。

 

央行对债务的担心无疑是正确的。总体经济而言,债务飙升至GDP250%,从2008年以来上升了100个百分点。在其他国家,这么大幅度的上升预示着金融危机,所以适当从紧的货币政策无疑是适当的。对于工业企业来说,由于其货物的出售价格事实上在下降,真实的利率上升至大于8%。这样,导致其债务清偿变得比预期困难。在执行资本规则的同时,削减利率,以防止银行进行井喷式产放贷,无疑是一种控制债务的方法。

 

与此不同,中国的央行讨论的是“微调”,并且更加“定向”。向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贷款,指定用于保障房,因为地方政府很难为此筹集资金。为了能向“中期借贷便利”借款,据说银行被迫削减按揭率。换而言之,就是给房地产市场挤泡沫,但央行现在看起来又开始给房地产市场放水了。“问题是,没有清晰的货币政策框架,他们凭着感觉来”,社科院的张斌指出。“如果你改变目标,你就应该给出理由”。

 

事情的背后,是长期服役的行长周小川的去留。因为达到官方的退休年龄65岁,他应该在2013年离职。但其任期被延伸,可以认为是中央对其改革方案点赞。但几个月前,北京又传出他可能被取代。一些人甚至认为,他放开利率的脚步过快。

 

接近央行的人士说,有关周小川即将退休的传闻,已经逐渐平息。周小川最终肯定会退休。就整体而言,对其评价绝对是正面的:在一个经济快速增长、平稳的通货膨胀和金融改革取得进展的时期,他是掌舵人之一。但在他在位的最后时光,搞得让人有点糊涂。

 

译自:《经济学人》 20141122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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柯荆民

柯荆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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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昌民律师事务所主任。柯荆民先生执业二十多年,曾担任中债登法律顾问近十年。承办过大量疑难复杂案件。近年来,热心于热点和公益案件。曾主编《金融法律实务》、与人合著《企业与债券投资》,并在《财新》、《金融时报》、《中国债券》、《中国风险投资》和《当代金融家》等报刊发表有多篇文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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