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锦江集团是中国最大的饭店集团之一,管理着遍布全国的五星级酒店、一家经济型连锁酒店和一家旅行社。但它同时也是一家国有企业,由上海市政府控股。锦江集团有过黄金时代:在上世纪,这家公司旗下的酒店迎送了成百名外国政要。其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,是在1972年接待了理查德·尼克松——当时,中美二国正在进行恢复外交关系的谈判。但是,近来年,由于锦江集团所属的饭店大多年代失修、设施陈旧,达官显贵往往喜欢更新一些的饭店。

 

当人们提起中国的国有企业时,脑海里往往浮现起起大银行和大石油公司这些“高大上”的形象,但中央和地方政府拥有的15.5万家国有企业中,大多跟锦江集团一样,跟国家的经济或政治权力没有关系。多年以来,这些国企经营得并不好,在民营企业的竞争下,甚至可以说是节节败退。但现在,这一切可能要改变了:中国正准备修补国有企业品牌,为锦江集团和其相类似的几十家、上百家,甚至可能上千家企业注入新的活力。十多年了,这还是“大姑娘上花轿——头一遭”。

 

当前,国有企业主要面临二方面的问题:一方面,是国有企业没有按照国家的要求,集中于航空、能源和电信这些“战略性行业”。所谓“战略性行业”,是政府认为,为对不断增长的复杂经济保持控制,必须由国家占有主导地位的行业。有不到一半的国有公司是占据这些战略高地的,另外大约有八万多家国有企业在战略洼地,如经营酒店、开发房地产、经营饭馆和购物中心。相比它们的竞争对手民营企业,国有企业有太大的诱惑要扩展经营范围:它们可以从国有银行取得更廉价的资金、在地方政府土地出让中得到优惠,以及享受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。

 

另一方面,尽管有以上这些优惠,国有企业的赢利能力却在逐年下降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,面对国有企业的亏损,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了第一轮的深度改革:经营差的公司被关闭,成千万的国企员工下岗;而将大型的国有企业上市,使它们采用市场化方式运作。这些改革,开始时出现了红利:国有企业的资产回报率(衡量其生产力的标尺),从1998年的0左右,到10多年后达到7%左右,只比民营企业平均水平略低一点。但在过去的五年时间内,国企创造财富的能力在下降。也说是说,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在下降。而与此同时,民营企业的赢利能力却普遍得到增强。现在,国有企业的回报率是非国有企业的约二分之一。对于一个成熟的经济体而言,增长速度最终会放慢,而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,最终会拖垮经济。巴克莱银行的Jian Chang认为,理顺国有企业,“在未来十年中,是中国改革中最为关键的领域”。

 

而在此之前,很少有市场观察人士认为,中国会蹚国有企业改革这滩“混水”——既没有意愿,也没有能力。中石化这种央企应该足够强,可以承受那些会侵蚀其特权的改革。但在省、直辖市一级,由于权力、任免和金钱而建立的纽带,地方官员卷入地方国企的可能性更深一些。利率和能源价格的逐渐放开,间接地要求国企要更加有效率地运营。对此,政府不可能无所作为。但象时任总理朱镕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样,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,看来也是不现实的。甚至,在去年11月,当政府大力大肆宣传要改革国有企业,并公布改革目标时,大家对国企改革能走多远,还存有很大狐疑。接近国资委的人士认为,直至今年年初,国企改革还是进展缓慢。

 

但过去几个月的频繁宣传,说明国企改革正在走上正轨。世界上从来没有“放之四海而皆准”的真理,国企改革也是如此,所以只得且试且行。中国最大的炼油企业中石化,准备出售其零售部门160亿美元的股份——对于民营企业来说,这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机会。通过将其370亿美元的资产注入其在香港交易所的子公司,中国最大的集团公司中信将成为一家上市公司。在经过起初的犹豫后,国资委宣布对六家大型国企进行试点:试行更多的民营股份和采用更独立的董事会。

 

尽管没有象央企那样吸引眼球,地方政府出售其持有的公司股份,可能对中国经济更具有实质性意义。跟央企比,地方国企表现更差。这意味着它们有更大的提高空间。另外,由于集中于非战略性领域,这些地方国企对民营投资更具吸引力。一家国际私募公司的经理说:“这部分越来越放开了。最近我们最近谈的生意以前无法想象”。按照在场人士的说法,广东最近召开了一次会议,拿出了50家不同国企的股份。上海也不甘示弱,今年六月,将锦江集团12%的股份出售给了一家地方私募弘毅投资。市场观察人士认为,这将有助于锦江集团采用更好的治理结构,包括对高管实行期权激励。更重要的是,它可以为作为将来进行类似改革树立典范。

 

在中国,以前有一种通行的说法,既得利益集团(也就是国企自己)会阻碍改革。但现在如果还这么说,就有些牵强了。中国最大的国企中石油现在有100多名官员因涉及腐败,正在接受调查。中央呈现出了力量。中央本月对于国企老板的限薪,可视为警告其不要越线的强烈信号。

 

采用更加进取的民营化试点,应该是更好的选择,而政治现实是,国家想要保持对银行、铁路等战略性行业的控制。但是,这种控制不会让改革窒息。Gavekal Dragonomics Andrew Batson认为:“在触及政治红线前,仍有许多可以提高的空间。”政府出售其认为无关紧要的、类似加油站和饭店这样的公司股份,无疑是开了一个好头。

 

译自:《经济学人》 2014830 

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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柯荆民

柯荆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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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昌民律师事务所主任。柯荆民先生执业二十多年,曾担任中债登法律顾问近十年。承办过大量疑难复杂案件。近年来,热心于热点和公益案件。曾主编《金融法律实务》、与人合著《企业与债券投资》,并在《财新》、《金融时报》、《中国债券》、《中国风险投资》和《当代金融家》等报刊发表有多篇文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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