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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中国去年的经济指标而言,一些表现良好,而另外一些不是。

  

中国经济2013年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,舆论对看法不一,甚至截然相反: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,为其辩解者和为其担心者,看多者和看空者。本周发布的数据,让二个阵营的人都很兴奋。2013年,中国经济保持了7.7%的增长,比预先估计的数字快了一点。但是,被广泛关注的汇丰制造业指数,连续四个月下滑。

 

非黑即白的地看问题,显然过于简单。要理解当今的中国经济,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,即从增长的三种形式进行分析:供给、需求和信贷。从长远角度看,中国经济依赖其劳动力人口和生产率。这种组合决定中国在不过分超限的情况下能提供的产品。本周公布的数字说明,增长的供应端逐渐变得紧张。

 

中国的城市劳动力提供了大部分产出,但其增长速度放缓。产生该劳动力的年龄段开始大幅度收缩。2013年,处于工作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下降了244万。跟前些年相比,减少了几百万。

 

中国潜在的增长速度之所以从前些年的二位数显著地下降,可以归结为人口统计学拐点(被称为“高峰陷阱”)。但是,中国经济是否能确实完成上述(已经缩小)的潜力,还得依赖于第二个种类的增长因素:需求。一方面,对于货物和服务过少的消费会导致失业,即使是在人口下降(看看日本吧);另一方面,过度的消费会导致通货膨胀。

 

按照这个标准,在中国,需求还是比较温和的。需求可以使中国的GDP超过政府要求的最小门槛,即7.5%。但是,中国经济的速度还没有产生通货膨胀压力。截止去年十二月份,消费指数仅升高2.5%。支付给生产商的价款连续22个月下降。从任何传统意义的标准看,中国经济并没有过热。

 

中国的“过度”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。悲观主义者担心的,不是需求,而是信贷的增长。按照央行的较宽口径(包括债券、股票,以及银行和其他贷款人发放的贷款),对于私人部分融资增长了大约了20%,而名义GDP增长仅9.5%。而这些贷款的一部分已经发生问题。

 

本月末,工商银行替中诚信托销售的一款信托产品面临违约。该信托产品为振富能源集团(一家运气不佳的煤矿企业,其副董事长由于非法集资被逮捕)募集了30亿元(4.9亿美元)的资金。振富已经无力还债。现在的最大问题是:信托产品的投资者、出售者和发行者之间如何分担损失?

 

中国的信用情况总体还不错。即使是不良贷款也没有那么差。南安普顿大学的Richard Werner认为:事实上,按照使用方式,信贷可以分为三种类型:一种比较有成效,用在新资本和基础设施上,提高了产出能力。由于这种融资同时增加了需求端和供应端,能够产生没有高通膨的经济增长。

 

 另外相当大的一部分信贷却使用得比较浪费,如用在消费和“拍脑门”的项目上,如没有终点的桥梁和没有市场的煤矿。这些贷款并没有增加产出能力,但是确实增加了需求 。它们占用了经济上的物品和服务,但没有为社会增加提供这些物品和服务的能力。第二种信贷会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,增加了名义而并非真正的GDP

 

令人奇怪的是,中国并没有发生通货膨胀,而这说明中国的信贷大多为第三种:在对现存的实物或金融资产存在升值预期的情况下,投资于这些资产。由于这些资产已经存在,所以它们能够在不直接增加GDP或影响生产能力的情况下,被出售和再出售。即使消费指数不变,信贷和资产价格相互追逐,以致水涨船高。

 

由于第三种信贷不会促进经济增长,原则上,对其进行抑制不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太大影响。中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再三表明,在不影响信贷支持“实体经济”的前提下,会收缩过于庞大的资产负债表(尤其是中等银行的)。尽管从理论上讲,这是完全可行的,但实际上比较难以操作。

 

悲观主义者认为,政府降杠杆的努力将会阻碍经济增长。但是此种艰难,可被更强的出口和消费所抵消,因为无论是出口还是消费,都有很大的提高空间。对外贸易在去年拖累了中国的经济增长。在2012年和2011年为增长做出最大贡献的消费,相比中国传统上的经济增长引擎投资,在去年再次黯然失色。

 

中国对于投资的依赖让人担心。尽管去年中国的消费模式没有表现出多少重新平衡的迹象,但至少实现了收入和分配的重新平衡。整体上,农民工和农村家庭的收入增长比经济增长得快。四年前,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为农村的3.3倍。现在这个比率降至3.0

 

具有历史意义的是生产结构的转变。去年,中国服务业的产出达到了GDP46%,最终超过了了工业产出的44%。一个主要依赖生产物品的经济,现在变为为别人提供服务。事实上,去年中国增长最快的产业为批发和零售,二者都以二位数进行增长。在世界工厂,越来越多的人现在在商店工作。相对于农业和工业,服务被称为第三产业。可以预见,在新的一年,中国经济长期被忽视的第三产业,将不会让乐观主义者失望。

 

译自:2014125  《经济学人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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柯荆民

柯荆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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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昌民律师事务所主任。柯荆民先生执业二十多年,曾担任中债登法律顾问近十年。承办过大量疑难复杂案件。近年来,热心于热点和公益案件。曾主编《金融法律实务》、与人合著《企业与债券投资》,并在《财新》、《金融时报》、《中国债券》、《中国风险投资》和《当代金融家》等报刊发表有多篇文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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