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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:你是我心口永远的痛

我一直不愿意提威海这个名字,尽管这是个美丽的海滨城市。一想到那场海战,心中就有一种沉重感。

最近一次去威海,是在冬天。从住宿的宾馆往外望去,白茫茫的一片。靠近岸边的海已经结冰,静静地躺在那里,非常温顺,让人感觉就象一个内陆的湖,全然没有了海的凌厉和锋芒。天空,有一种阴郁的气氛,一种灰色的感觉。

威海位于山东半岛北端,与旅顺遥遥相望,共同锁住渤海,自古以来就是抗倭前线。威海城面对的海湾中有一座刘公岛,因岛民祭祀其先祖刘公而得名。刘公岛是北洋海军的驻地。

明天要去荣成办事,抽不出时间去刘公岛。但我随身带了一本《龙旗飘扬的历史—中国近代海军兴亡史》。坐在窗口,随时可以看到海,翻着书,让那段历史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闪过。

1894年9月17日下午,丁汝昌率北洋舰队正巡航在在黄海大东沟,突然发现了前来偷袭的日本舰队。当时,中国军舰10艘,日舰12艘。经过4小时40分的激战,我方5舰沉没,800余人伤亡;日方5舰受重创,6舰受伤,伤亡300余人。

在海战进行过程中,为保护旗舰定远号,管带邓世昌指挥弹尽的致远舰,开足马力向日方吉野号撞去。不幸被敌方的鱼雷击沉。这一天,是邓世昌45岁生日,他和全舰200多名官兵壮烈殉国。

甲午一战,显示了清王朝的腐朽无能,也尽显了邓世昌等人作为中国第一代海军军人的军魂。

清政府的腐朽无能,从以下可以得知:

首先,是用人的问题。主帅丁汝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。作为一名陆军将领,他没有受过海军训练。因此,对他来说,统率一支新式舰队, 确实是勉为其难。问题更大的是,他还没有学习的兴趣,从不觉得自己需要有海军的专业知识。外行指挥内行,旧式的陆军军官指挥海军一个技术性这么强的军种,结果可想而知。对此,书中有详细的分析:

就性格论,丁汝昌较内向;就能力论,丁汝昌较庸懦;就专业论,丁汝昌完全不懂海军。李鸿章选择此人,显然是为了更好地直接控制海军。梁启超在李鸿章死后曾说,李鸿章和他的裨将故吏,昔共患难,今共功名,徇他私情,转展汲引,布满要津,委以重任,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,以故临机偾事,贻误大局。这番分析,用在丁汝昌身上,也是合适的。创大事业,用人最为重要。当年曾国藩门下曾涌现一大批文臣武将,成为平定太平天国的主要骨干。而李鸿章手下,出众的人才就不多见了,这也是曾李两人的区别之处。

李鸿章不是不知道丁汝昌不懂海军,但他要用的是能够绝对服从他的人。

对此,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评价道:

中国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较日本有相当优势,但训练方面,尤其是装备方面远不及日本。自琅总兵离去后,中国舰队一直无有能力的首领,委托丁提督管理,这位军官与其说是位水兵,不如说是名陆军,未受过任何海军技术训练,他的习性和能力,远不足担任一名总指挥。

丁汝昌不懂海军的结果,就是在甲午海战中表现出来的怯战。当然,不懂专业和他性格中的胆怯因素,把北洋海军置于了非常危险的境地。最终,葬送了这支中国最早的海军。

欧格讷所说的琅总兵,是英国人琅威理。他担任北洋海军副提督和顾问后,严明军纪,加强训练,为中国海军的创建,立下了汗马功劳。结果,却出乎意料,他由于被羞辱,被迫离去;而作为对手的日本海军,却在另一名英国人的帮助下,很好地学习英国海军的经验和技术,进步很快。中日海军的实力差距,就此拉开。

从此点看,那个“撤旗事件”事件,在中国海军史上,以致整个历史上,都有着极强的隐喻:对技术的蔑视和对人才的不尊重。

1890年3月6日,在副提督琅威理和顾问还在舰队的情况下,“定远”号管带刘步蟾忽然下令降下提督旗,换升总兵旗,以表明自己是舰上的最高长官。由于权威受到挑战,琅威理责问:“丁提督离职,有我副职在,为什么撤下提督旗?”刘步蟾答:“按海军惯例,应当如此。”琅威理立即致电李鸿章。之后,丁汝昌、琅威理一同来到天津,向直接上级李鸿章汇报此事。李鸿章明确表示,支持刘步蟾,琅威理被迫当场辞职。这就是著名的“撤旗事件”。

之后,琅威理回到英国,到处诉说其在华受到的羞辱。以致甲午战败清政府让其复出时,还对此耿耿于怀、念念不忘。可叹的是,李鸿章在此时羞辱了英国人,他却因此在五年后受到了日本人的羞辱,甚至,让整个中国蒙羞。这位只要求下属服从的李中堂哪里知道,荣誉是军人的生命,只会溜须拍马而不珍惜荣誉的军人,是不可能甘心情愿地为国战死的。

事态进一步恶化,英国人觉得英国个人的荣誉也是英国的荣誉。 11月4日,英国拒绝替换其他英国人为北洋海军顾问,并召回在旅顺港服务的英国人诺加,宣布不再接纳中国海军留学生,中英的海军合同关系就此恶化。

作为对比的是,日本海军也是由英国人帮助训练的。与琅威理担任相同角色的,是英国海军上校英格斯。据英格斯本人的回忆,他在日本服役时,日本政府封他为贵族,让他取得足够的权力和地位来履行职责。作为回报,英格斯将完整的海军技术传授给了日本。当日本人认为自己的海军可以独立时,这位英国军官体面地离开了。

而琅威理的离开,却是满含羞辱。在他离开后,北洋海军的训练急转直下:

在琅威理离开舰队后,军纪涣散的情况更为明显。此外,考核擢升制度的废弛也直接影响训练质量。海军官弁士兵的训练,是同考核、晋升直接联系的。但在封建官场裙带作风和拉帮结伙恶习影响下,军官中形成闽人圈子,士兵则有北方人圈子,造成“在军中资格较深,才力较胜者,久任不得升。而投效之人,入军便膺其上。”各种训练自然变成空话。这同李鸿章也有关系,他派丁汝昌主管海军,丁不习海军,威令不行。琅威理去职后,对于部下的训练是否得法,全然无从考察。

对此,美国外交官何天爵看得很清楚:

中国有一天的钱,就可以买一天海陆空所需要的任何东西。整个文明世界都情愿把武器供给他。但是中国不能在任何市场购买有训练的军官和有纪律的士兵。

尽管如此,中国海军毕竟有其军魂,典型的是邓世昌。据说邓世昌平时“不饮博,不观剧,非时未尝登岸,众以其立异,益嫉视之”。按规定,在夜晚 ,海军军官应该常驻舰上,但当时的风气是纷纷上岸,嫖娼、看戏、赌博,干什么的都有。邓世昌由于遵守规定,不象其他的军官那样胡作非为,反而受到排挤和打击。甲午战前,就有人实名举报邓世昌,说他鞭挞水兵致死。但是,尽管那个排斥走琅威理的刘步蟾的坚决主张查处,但并无证据。在海战中,邓世昌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:

管带邓世昌知道军舰已到最后关头,决心孤注一掷,用舰首冲角向从阵前掠过的“吉野”拦击。他在指挥台上镇静地大声喝道:“我辈从军卫国,早置生死于度我。今日之事,不过就是一死,用不着纷纷乱乱!我辈虽死,而海军声威不致坠落,这就是报国呀!”

读到这里,不禁让人感动。胜败是兵家常事,有时,不是个人能够决定和控制的,但不能丢失的,是一种勇气和精神:不怕输,就怕打不出体面的败仗,丧失军魂。如果能够象邓世昌那样,始终把海军声威放在心上,即使暂时失利,胜利会指日可待。这样军人,才是不可征服的军人;这样的民族,才是不可征服的民族。

不知是由于一直下雪的原因,还是一直想着甲午海战,心情一直比较郁闷。读到了邓世昌的这一席话,心里为之一振,有一种温暖的感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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