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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查德一米九几的个头,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。难得的是,认识他六年多来,无论多么紧急的事儿,从来没有见他慌过,也从来没有见他情绪失控。这内力修炼得,还真是不浅。

爱好使人接近。我们关系一直很好,主要是基于读书和喝酒这二个爱好。在谈完相互的近况后,下一步主要是谈一些近来相互读了什么书,有什么体会。

说起读书,客观地说,他介绍给我读的书,比我介绍给他的要多一些。他先给我推荐的书是乔治•奥威尔的《动物庄园》,此书是以童话的方式描绘了极权社会的社会结构。

《动物庄园》里的动物把人赶走后,没有赢得几天的清闲,就又发生了内斗,我现在还能回想起理查德说的话:“动物是平等的,但有一些动物比另外一些动物要更平等一些。”对,忘记介绍了,理查德是英国人,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是乔治•奥威尔的拥趸。

当然,《动物庄园》只是入门级。随之,他又推荐了升级版,即《1984》。通过这本小说,乔治•奥威尔 在1948年想象了人们在1984年的生活。看完后,我不禁想起了王小波的《黄金时代》,里面描写的文革生活,与《1984》有相似之处。就小说的笔调而言,王小波要轻松幽默得多,而《1984》比较沉重,整部小说看起来比较压抑。

《1984》里的观点,我不能完全认同,我觉得,乔治•奥威尔毕竟一直生活在社会下层,没有在体制内生活过,所以看问题失之于浅肤。相比之下,同是英国作家的阿道司·赫胥黎,好象是更加触及到问题的实质,在他所著的《美丽新世界》里,他设想的未来社会是:科技极端发达,但人们受制于信息过滥,变得日益自私和冷漠。我谈到这些观点的时候,理查德连连点头称是。

之后,由于我帮了他一个忙,为了表示感谢,理查德送了我几本书。这几本书还真的挺有特点:

1. 罗素的《西方哲学史》,这是西方老派自由主义的“《圣经》”。王小波最喜欢,他言必称罗素。顺便说一句,新派自由主义是哈耶克和波普尔二位奥地利人,观点体现在他们各自的杰作《通往奴役之路》和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》里。

2. 戴蒙德的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》,这是一本从科技角度解析南美历史的书。令人震憾的是,几十个西班牙人,用枪炮和阴谋征服了几十万印第安人。之后,由于白人带来的病菌 的传播,南美的印第安人 几乎灭绝。

3. 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,本书是以魔幻的手法,叙述南美殖民征服后的百年历史。魔幻 手法被莫言借去写了文革时的一些事情,一不留神就得了诺贝尔奖。

4. 《地球是平的》是一本有关全球化的书,说明由于网络和飞机的出现,地球成了一个村庄。

我问理查德怎么这么喜欢南美的历史,他说他在西班牙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,所以对于跟西班牙渊源较深的南美有感情。

“来而不往非礼也”,我也送了他一套《鲁迅全集》,以便向他灌输一下中国思想。我跟他说,鲁迅可以说是中国最有思想的作家,是中国的“乔治•奥威尔”。但是《鲁迅全集》洋洋洒洒十八卷本,即使中国人看,也有点费劲,何况是一个对中文半通不通的外国人。没有想到,他不久就找到了解决方案--买一本杨宪益夫妇翻译的英文选译本。毕竟英文是他的母语,读起来感觉更自然一些。

一周后,他告诉我,他觉得鲁迅太激进,有点受不了,倒是鲁迅文章里屡屡提及的维新派,他很佩服。维新派出主要指粱启超, 看来,他的感觉是对的,费玉清在《剑桥中国晚清史》里最推崇的也是粱启超,称其为“中国近代史第一人”。

除了读书外,我们经常一起喝酒。一般情况下,聚会一次,一瓶干红,一瓶干白,就在谈笑间被消灭了。所以我一直觉得酒量并不比理查德差。

不过,一次我去他住所的时候,看到写字台上摆着几瓶“小二”,三瓶已经喝完了,还有一部分倒在他的水杯里,不禁被“震慑”住了。这是东北的喝法呀,他一个外国人什么时候学会的。我以前听我一个东北同事说过,他家在松花江挨着朝鲜那旮旯。东北天冷,他父亲每天早上起来,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搪瓷缸,倒上半搪瓷缸当地产的高度白酒,不加任何下酒菜,咕咚一口就下去,当作早饭。后来想了一下,理查德 这种把二锅头放在杯子里,没有事就来几口的喝法,是标准的威士忌喝法,英国人喝威士忌就是这么喝的,并不是仿照我同事父亲的习惯。

英国人爱威士忌如命。可以说,喝威士忌以及抽雪茄是典型英国人的标志。雪茄没有见理查德怎么抽,但是他确实是烟不离手。论起喝威士忌之道,他还有自己的一套理论,不能加水加冰块,也不能加苏打水,就在常温下直接喝,这样才能品出威士忌独特的麦芽和烟熏味道。

那时,他住在正乙祠附近的小胡同里,跟那里一家小酒馆的老板和老板娘打成一片,成了标准的北京“胡同窜子”。小酒馆里有一种出自山西汾酒厂的散装竹叶青。我们试了几次,感觉不错,就经常去喝。我、他,加上老板,一共三个人,吃着老板娘特意给我们做的烤鱼,就着清香的竹叶青 酒 酒 酒喝可以聊上三四个小时,谈话的内容包括新疆牧民特别热情的风俗,北欧是否有一种萝卜酿的酒,以及旁边正己祠的京剧是否正宗。李白说:“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。”其表达的意境,有一种说不出的寂寞。 我们三个人,一个英国人,一个本地人,一个来自内蒙古的小老板,也凑足了三个,在北京的高楼下,在小胡同里,找到了一片小天地,倒也自得其乐。

我只见过理查德 喝醉过一次。

 那天来了十几个东北人,店里人手不够,接待不过来。理查德就自告奋勇,帮着拿啤酒。那帮东北人是来北京旅游的,一看一个洋“店小二”,觉得特别好奇,于是就一个接一个地向他敬酒,理查德倒是来者不拒,好象来中国这么多年,就从来没有喝够过一样。二十多圈下来,查德终于颓然倒下。我们估计他是回不了住处了,于是将他安顿在小酒馆里。他酣睡了一晚,不知东方之既白。

自工作以来,打过交道的“洋鬼子”不少,大多只是工作关系,即使有私交,随着工作调动,也渐渐就失去了联系。惟有理查德,跟我是亦师亦友。昨天他打电话给我,说因北京的空气原因,决定离开中国。这让我多少有点惆怅。虽然我们经常说,人生有如地铁一号线,从四惠开往八宝山,朋友就像是乘客,中途有上的有下的。但是朋友的离去,总会在心头留下很深的印记,让人挥之不去。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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柯荆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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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昌民律师事务所主任。柯荆民先生执业二十多年,曾担任中债登法律顾问近十年。承办过大量疑难复杂案件。近年来,热心于热点和公益案件。曾主编《金融法律实务》、与人合著《企业与债券投资》,并在《财新》、《金融时报》、《中国债券》、《中国风险投资》和《当代金融家》等报刊发表有多篇文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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