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财新》周刊2012年第47期《李庄案另一面》，对李庄案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。当然，如果能说明李庄二审为什么要妥协，其中有什么隐情，那就更好了。

 让人唏嘘不已的是樊奇杭，尽管被铐上手铐吊起来，不让睡觉，但还是誓死不愿意按专案组的要求诬陷他的辩护律师朱明勇，最后被判了死刑。而龚刚模则因为“检举”了李庄，得以保全性命。这就以事实论证了法界泰斗江平最近的观点：“拿重庆来说，公安机关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，法院完全是陪衬，李庄案件就说明了这个问题。”

其实，李庄案不仅涉及该案的个人，其对中国的刑辩制度乃至整个司法制度，都有深远的影响：一、新的《刑事诉讼法》明确规定了“证据排除规则”，即通过刑讯得到的证据不得采用，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这也正是当时李庄采用的辩护思路。二、因为李庄是以针对律师的刑法三百零六条律师伪证罪被判刑的，李庄案之后，刑辩律师大多噤若寒蝉，或改专业做民商业务，或从事教育，只有少数能与公检法机关合作的律师才敢出庭。这就造成法官、检察官和刑辩律师这个三角中，缺了刑辩律师这一角，以致极大地削弱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。

可喜的是，2012年11月29日，重庆市第一人民法院就李庄的再审申请对其进行了约谈，表明司法机关觉察到了此案可能存在的问题，而李庄也向法院提供了新证据。约谈本身就很有意义，而如果能通过再审此案，纠正重庆打黑行动中的过激行为，不枉不纵，则善莫大焉。

 媒体评论人 柯荆民

（本文原文发表于 财新《新世纪》 2012年第49期，有修改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