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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开拓,与江长涌

如果我告诉你,中国有一名律师,没有从北大毕业,但是当时北大法学院院长金融法专家吴志攀教授最佩服的法律人士,而且之后还创立了北大-美国肯特大学项目,输送年青律师去北大和美国肯特大学培训,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?确实有这么一位传奇式的律师,他的名字叫张涌涛。

江湖上已经没有张律师了,江湖上有的,只是张律师的传说。作为曾经与他朝夕与共的助理,我觉得有义务让大家认识这一下这位传奇律师的风采,了解一下他为中国律师事业作出的探索和贡献。

 

我第一次见张律师,是在我毕业后不久。之后,我开始在张涌涛所工作。正是在这里,奠定了我一生的格局和基础。岁月流逝,证明我不是千里马。但正是张律师,为我这匹普通的马提供了驰骋的草原。

 

我之前在律所实习过。基本上干的是office boy的活,不是给主办律师修自行车,买吃的,就是给主办律师家装电话。我实习的那家律所,有一种特别的传统,对徒弟特别防范。实习半年时间,既没有见着客户,法律实务接触得也很少。

 

而转到张涌涛所,我担任的是张律师的助理。他接触的案件,我是全程参与。人民银行、财政部到司法部的领导,都见了一个遍。每天出入的,也是京城俱乐部、最高院和各大银行的总行。当时律师很少,大家也不知道律师是什么级别。二十出头,跟各大银行总行的高管称兄道弟,打成一片,很是风光。

 

张律师当时是名律师,他身上,特别有律师味道,现在应该叫大律师范儿。说起来,应该是四方面:不卑不亢、注意着装、情绪稳定和说话有激情。

 

张律师注意着装,是业内出了名的。经常是黑色的Dunhill西装,鲜亮的领带,侧身于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领导之间,没有任何谦卑之态,侃侃而谈,望之俨然,宛如仙人。北京律师业经过2004年的大扩张,激烈的竞争,降低了律师的地位。以致现在有些律师,见到领导和大客户就直不起腰来。如果他们见到张律师,就可以知道律师可以通过自己的专业和经验,赢得多大的尊重和地位。

 

在任何情况下保持情绪稳定,是一个律师最优秀的素质。多年跟随他工作,从来没有见他发过脾气。相比现在那些“暴君式”CEO,现在觉得能做到这点,确实不简单。一年能做到没有什么,但十年如一日,那肯定是修养。怪不得在例会时,他经常提刘少奇的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;有一次,我见他读的,也是一本《狮子不必咆哮》。他不是天生没有情绪,记得他有一次说过,有一次跟人在中央电视台上的旋转餐厅吃火锅,对方肆意挑衅,他“恨不得举起火锅,朝对方的头上砸过去”。但我从来没有见到他在单位有过情绪失控的行为,律师事务所经常回荡的,是他爽朗的大笑声。

我唯一跟他起的二次“冲突”,都是因为业务。一次是我起草律师函,粗心少写了一个0,他吓坏了,反复追问:其他的几份已经提供给当事人的律师函,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吧?虽然着急,但始终是和风细雨,未见风雷。

 

另外一次是跟客户开会,我好像在会上表现不太好。会后他和颜悦色地说:这是银行间债券市场,非常重要;中国的金融市场基本都在上海,只有这一家在北京。当时是1997年。

 

张律师说话有激情,他无论跟人谈什么,总是活力四射。这一点,后来我发现,很多成功人士都有这个特质。当时张律师让我起草了一份《金融纠纷的常见类型及解决方法》。我按照他的要点,结合自己金融诉讼的经验,东拼西凑,写得非常晦涩。可是,开会的时候,我听他念讲稿,好像不是我写的;再仔细一听,确实是我写的。多年以后,他那浑厚的男中音,一直萦绕在我耳边。同样的内容,由不同的人说出来,可以相差如此之大,使人相同世界上有种才能叫“口才”。所谓律师的口才,就是由法律思维、知识面、经验和个人声音条件形成的综合能力,张律师是警察学院的老师出身,口才不是一般地好。

 

不卑不亢、注意着装、情绪稳定和口才了得,奠定了张律师作为大律师的基础,但张律师最为人称道的,却是他在提携后进方面的不遗余力,在律师专业化、集团化方面,给中国律师界带来的创新意识和引领作用。

 

 我好几次听到张律师感慨:我们这代律师,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律师,比你们大八到十岁,前面没有师傅,凡事都得靠自己摸索,经常是“战战兢兢,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。”真羡慕你们,手把手地教你们,你们可以在我们的基础上前行。

 

1996年,他发起设立了北京第一家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律师事务所——张涌涛律师事务所。这家所以金融业务为主,主要为各大银行总行提供法律服务,并跟金融监管机构保持密切工作关系。可以说,是当时北京乃至中国金融业务最强的律师事务所。其以金融业务为主的专业化法律服务,在中国的律师业吹起了一股清新之风。

但随着业务的发展,个人制制约了业务的发展。就某种意义而言,他的个人制探索可以说是不成功的:因为个人制做不大,几名优秀的主办律师出走。他随之调整,1998年,经司法部特批,与上海万国律师事务所、深圳唐人律师事务所合并,发起设立了国浩律师(集团)事务所。这是国内的首家律师集团,从此掀起了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合并高潮。他为中国律师业的规模化和集约化,摆脱中国律所普遍存在的小作坊困境,指明了方向,提供了模板。

 

2001年时,张律师已经担任北京律协主管业务的副会长。他当时进行了二项重大改革:一项是将律师的专门委员会从几个扩张为25个,这样,大批优秀的律师就有机会担任专业委员会主任,也加强了律师同业的交流;二是设立北京——美国肯特法学院项目,选派年青律师,先在北大法学院培养一年,然后在美国就读一年,最后取得美国肯特大学的LLM学位。通过这种方式,为北京律师界培养了大量高端人才。而他自己,始终不过是一个政法大学的本科:北大的硕士课程,他13门都过了;只有英语,由于工作忙,没有过。不知是北大严格,还是他没有借用自己的“人脉”。也许张律师只是想在北大更新法学知识,而把更大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国浩所、北京律协以及全国律协金融证券专业委员会的管理上——为了创建伟大的事业,学位并不重要,想想乔布斯和比尔盖茨吧。

至于英语,可能是为了弥补遗憾,也可能是律师协会对外合作的需要,我听说之后他身旁专门有几个外国人,这样他可以在工作之余,随时练习口语。

 

而我当时,满脑子都是学位。作为一个普通高校的本科,经常面对的是名校博士林立的金融机构,确实不好混。客户经常问我:哪所学校毕业的?什么学历?这就让我产生了进一步读研的想法。我能够考入北大,某种意义上,也是跟张律师分不开的。当时,无论是环境、业务、同事和客户,张涌涛所当时各方面都优秀,所以我也只能去中国最好的法学院。可以说,如果不是当时张涌涛所“一切争第一”的氛围,以我当时的水平,北大根本不敢考。

 

我北大硕士毕业后,在香港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。当时,就收到了张律师的贺年片:“小柯,我一直在关注你。听说你进步了,很高兴。”后来,我和以前的同事和张律师吃了一顿饭。席间,张律师表达了让我到国浩工作的想法,说:“以前不是助理吗?这次是从合伙人做起”。但我当时的感觉,到国浩工作,有点“吃回头草”的感觉。另外,我当时的职业规划是去外国所工作一段时间,熟悉一下英美法和涉外业务,所以就没有去成。

 

没有想到这是跟张律师的最后一次见面。2004年,我接到一名前同事的电话,一上来就说:“张律师走了”。我说:“走了是什么意思?”她说:“是去世了,得的是肺癌。”我一下就懵了,有点反应不过来。四十三岁,对一个律师来说,是黄金的年华,何况是中国当时最大律师集团的创始人、北京律师协会年轻的副会长、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金融证券委员会的副主任。假以时日,他本来还可以往上走好几个台阶的。

 

我参加了张律师的追悼会。当时,一名金融监管机构担任领导工作的前同事对他的评价是:“他活着时,中国没有律师比他更优秀,可惜他只活了四十三岁”。造化弄人,天妒英才,张律师三十岁就是中国名律师了,难道真的是少年得志不好?

 

碰巧的是,我在一家外国基金公司担任总法律顾问时,基金负责地产的外部律师就是国浩(北京)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杜玉松律师,说起来算是我的师弟。杜律师说:“张律师邀请你加入国浩时,是国浩正发展的时候。当时你在张涌涛所是重要律师,张律师对你一直很重视的。”

 

张律师热爱运动,据说在政法大学时足球踢得不错。工作后,网球和高尔夫是一流的。有时在办公室,总见他拿一些大大小小的奖杯回来。当时,他经常去北京网球中心打球,高尔夫是全国都去,东南亚也去。耳边还回响起他的声音:“打个球还要去马来西亚,大连就行了”。

 

我能够继承张律师的,大概就在运动方面。因为运动的方式现在也与时俱进了,我把他的网球和高尔夫,发展到滑雪和登山、马拉松。尤其是滑雪,2007年,我在加拿大Blakes时,为亚布力、北大壶、军都山和莲花山等滑雪场在多交所打包上市提供法律服务。后来,我又逐一到这些地方滑雪。既是运动,也是创新,我想我是以此表达对我师傅兼兄长的怀念,也是以此表达对这位中国律师行业探路者的敬意。

   

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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