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名人张伯驹，不但在金融界出名，也是著名的收藏家。由于他为人干练,能面面俱到，所以人缘很好，在当时的北京首屈一指。张伯驹常说：“在社会上讨生活有四个主要条件。一笔好字，两口二黄，三斤黄酒，四圈麻将，四者兼备，攸往咸宜。不能四者兼备，最低限度也要占个两项，才能混口饭吃”。虽然是两句普通的话，但是细一咀嚼，确也不无道理。

中国人说“字如其人”，没有一笔好字，是绝对上不了台面的。标准的文人如苏轼，更是书法大家。因此，旧时的文人，对字都是比较重视的。道行深一些的都练就有汉碑魏碑的功底；就是差一点的，也要学一下米南宫、赵孟頫。

二簧，就是现在的京剧。唱、念、做、打，几乎包容了中国的传统美学，受文人们青睐。

至于喝酒，为什么当时要喝黄酒呢？是因为民国时的高官和文人多为江浙人，崇尚黄酒。

待到字也写完了，戏唱够了，酒也喝得恰到好处了— 麻将牌一码，“方城之戏”开始。早先文人打牌不在输赢，而在于游戏之外的交流。这点大家可以从钱钟书的小说《围城》中得到印证。

当今，上述习惯还在二、三线城市很好地保留着。我有几年去山东比较多。就我的个人体验而言，要在当地搞好关系，喝酒和书法是必不可少的。

尤其是喝酒，交情越喝越厚。山东人性情直爽，不喝酒人家是看不起你的。当然最好是白酒。不过，我知道烟台有一位局长专攻葡萄酒中的白葡萄酒。另外，我们当地有一位总经理，是专饮啤酒。按照当时的规矩，是一杯白酒相当于三杯葡萄酒，一杯葡萄酒相当于三杯啤酒，所以喝啤酒比较吃亏。

谈到书法，山东是书圣王羲之的诞生之地。泰山和曲阜，更是保存有很多汉碑魏碑。如果不懂书法，山东那地方都不好意思去，而当地的政府官员和文人，更是一个个书法绝伦。

就京剧而言，现在有二类人比较喜欢：一类是我父亲他们那一辈的老戏迷；另外就是外国人。小时候，家里二黄的声音不绝于缕。童年记忆给我印象特别深的，是去父亲单位看电视，一堆带着“眼镜”的人围着屏幕看京剧。一个字要拐几道弯，这让当时的我怎么也不明白，一下唱完不就得了吗？

尽管受家庭的熏陶，但我平常很少听京剧。真正理解京剧，是一个美国朋友来京时，点名要看京剧，她说：喜欢“北京歌剧”的服装和动作；平常她也会通过电视看京剧，但由于字幕是中文的，看不懂。好在我们一起看戏的长安大戏院有英文字幕，让她过足了中国京剧的瘾。当时我们坐在方桌的第一排，舞台上演出的是《八仙过海》，俨然觉得台上就是神仙世界。从那一刹那，我就真正喜欢上了京剧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

近年来，随着社会的进步，老的社交技能“好字，二黄，黄酒和麻将”已经与时俱进，我称之为新四项：打字、歌剧、红酒和桥牌。

这四项虽然全是西方的舶来品，说明中国现代受西方影响之深，但就交际功能而言，新四项与老四项没有实质的变化。

书法，已经从汉字的审美意义，向功能性输入方法转变：网络时代的电脑通过五笔字型输入；移动互联时代通过进行智能拼音输入。现在不会输入法，就不能进行很好的社交，如发短信，如上微博。微博的社交功能很强，不会上微博，基本认为“落伍”了。

至于“北京歌剧”和“西方歌剧”，实质还是一样，都是歌剧嘛。与中国看京剧一样，在西方，看歌剧被认为是上流社会重要的社交方式。这点可以从托尔斯泰的作品和美国的无数电影中得到印证。其实一般人也就能看懂轻歌剧，如《歌剧魅影》、《猫》和《妈妈咪呀》之类。但即使如何，一起去看场轻歌剧，也会极大地促进友情。《歌剧魅影》拍成了电影，《猫》和《妈妈咪呀》的中国版已经在中国进行了多次演出。

至于酒，除了有些地方仍然崇尚茅台外，民国时“黄酒”的地位现在基本上被“红酒”代替了。中国人懂茶，外国人懂酒。光是法国波尔多地区的红酒，年份、产地和品种，就是一项非常高深的学问。去一个好的餐饮与人吃饭，酒单就象是案卷一样厚，需要仔细研究。“无酒不成席”，点出合适的红酒，对于吃好这顿饭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当代西谚云：要想认识漂亮姑娘，得学跳舞；要想认识比尔盖茨，得会打桥牌。金融家巴菲特跟比尔盖茨，更是通过打桥牌熟识，最后巴菲特把钱都捐给了盖茨的基金会，双方一起搞起了慈善。

 桥牌在中国，总让人想起了邓小平，让人想了那个改革的年代。邓小平、胡耀邦、赵紫阳和万里等人在一起打桥牌的情景，许多人还历历在目。如今，邓小平开创的打桥牌这个传统，在国家机关和金融机构很好地生根发芽，每年都要举行很多大型的桥牌赛。尤其是金融机构，桥牌就代表金融工具，因为桥牌和金融工具一样，都是基于对于数量的计算。故而每次桥牌比赛，金融机构都争先恐后，谁也不愿意被认为自己对业务不熟悉吧。